但无论如何诧异，这段谈话所构筑的师生之谊，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历史。康有为与众不同的奇谈怪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很快其学生就达到了一百多人。是年冬，康有为将学舍迁至广府学宫文昌殿后的一座祠堂里，并取名“万木草堂”，意思是说要像树木一样树人，培植万木为国家之栋梁，这简直就是维新变法运动的干部培训所了。
康有为此时的“圣人”意识再一次显现无遗。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思是没有加冕的王，而康有为自号“长素”：不仅自视圣人，而且要比圣人还圣人。
不尽如此，他的大弟子陈千秋号“超回”，即超越颜回之意；梁启超号“轶赐”，即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伋”（伋是子思的名字）；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戏谑为“把曾参当马骑也。”
看到这里，不免觉得康有为这个秀才，的确不是常人思维可以考量的一个人。而梁启超所说的“大海潮音”，竟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具体讲的又是什么呢？
这还要从另一个人说起。此人名叫廖平，四川井研人，后成为今文学大家王闿运的弟子。受老师的影响，廖平毕生致力于经学，尤其是《公羊春秋》学的研究，他认为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的真作，而所谓的古文经学基本上是刘歆、王莽的伪作。
1889年6月，廖平应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邀请，来到广州的广雅书院讲学，在那里和刚刚失意而归的康有为相识。廖平随即将自己著述的《知圣篇》和《辟刘篇》赠给康有为，请其指教。康有为细细研读后，觉得今文经学远远强于陆王心学和佛教哲学，开始打算利用今文经学的特点来对传统思想进行新的阐释，以创建和完善自己关于变法图强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有了影响巨大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廖平的《辟刘篇》，但又有自己的突破性理解和发挥。康有为认为西汉并没有所谓的古文经学，而东汉以来所谓的古文经学，都是刘歆为了配合王莽的“新政”改制而伪造的，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没有任何关系。康有为在列举了几个论据后，便把古文经学给一棒子打死，进而诬陷古文经学淹没了孔子托古改制的原意，扭曲了孔子的思想。就这本书的学术本身来说，是经不起推敲的，就连梁启超也认为这本书在逻辑上牵强附会，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不惜抹杀甚至曲解证据。
但是，这本书在学术上的失败，并不能抹杀其在政治宣传上的成功。1891年，《新学伪经考》正式刊行，其猛烈攻击了当时乾嘉诸老的汉学基础，立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谩骂的人很多，但拍手叫好的人也很多，可谓是赚够了眼球。这种反响，估计比如今的易中天和于丹还要大红大紫。
不过，后来清廷最终下令焚禁此书，戊戌和庚子年又两次奉旨毁版，但中国禁书的特点偏偏是越禁越火，戊戌变法后还是有人在偷偷出版此书，大卖特卖，销量火得很。
《新学伪经考》一炮打响后，康有为又在弟子们的协助下，根据《知圣篇》又写出了新作《孔子改制考》。在此书中，康有为通过对今文学经典的研究，断定《春秋》是孔子为阐发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而创作的。康有为在书中认为，孔子之前的历史都是茫然无稽的，孔子创立儒教和当时诸子百家一样，都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而六经中的尧舜文武都是孔子思想的寄托之人，不一定都是实际存在的；六经中的先王事迹，也是孔子为了彰显自己的思想而改作的。这样，孔子活脱脱成了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受到更大的非议也就再所难免了。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不无惋惜的说：“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这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
康有为的狂妄，实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他后来之所以得罪李鸿章、得罪翁同龢、得罪张之洞等人，实属其性格的自大和狂妄所致，以他的个性，行为处事不僵硬固化和教条主义，那才真是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戊戌变法是成于斯，也败于斯，历史的悖论和巧合，真是无处不有。
5．3、组学会广联人才，办报刊创通风气
“公车上书”就像一次盛大的广告，宣告了维新派的闪亮登场。但是这种广告效应毕竟只是暂时的，运动一旦结束，广告的播放随之终结。如果不能持续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插播维新广告的话，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维新事业很有可能被人们所遗忘。
《马关条约》如期换约生效后，日军逐步退出中国境内，官僚们觉得危机已经过去，他们又可以平安无事地数钱、喝酒、听小曲，过着自己舒服的小日子。这种苟且偷安的气氛深深地刺激了康有为，他认为中国不能再这样浑浑噩噩地度日，而应该汲取甲午战败的教训，速图自强。于是，康有为于1895年5月第三次通过都察院上书光绪皇帝。
不过，稍微有点变化的是，在公车上书注定失败的那一天（1895年5月3日），康有为实现了自己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理想，龙门一跃成为新科进士，并随后被授予工部主事，正式成为了中央部委的公务员。
进士的功名只是个头衔，当时的康有为在京师知识分子中已经享有很高的名声，朝中大臣对他也略有所知，例如帝师翁同龢就开始注意到他。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主战派翁同龢意识到“旧法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正好小皇帝光绪也日图振兴，翁同龢遂转变态度，主张变法图强，一雪前耻。
但是，光绪皇帝虽说是亲政，但大事都要向慈禧太后请示报告，慈禧太后拥有比光绪皇帝更高的权威和毋庸置疑的最终决定权。帝党迫切地希望救亡图存、保全国家，而要救亡图存，就必须维新变法。但是，变法就必须要有权，当时朝廷上下掌握实权的都是慈禧太后的人，从他们手中要权力，谈何容易！
翁同龢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后，在户部主事陈炽（康有为同乡）的陪同下，不惜屈尊来到康有为下榻的粤东会馆，但不巧的是，康有为有事外出了。待康有为回来得知翁同龢来访之后，他立即前往翁家回访，两人就中国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解决办法深入地交换了意见，翁同龢对康有为一见如故，大谈维新变法事宜。
就在翁康相见的第二天，都察院将康有为的上书转呈给了光绪皇帝。虽说康有为有过三次上书，但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读到康有为写的东西。据说，光绪皇帝看后大喜，当即命抄录三份，一份按惯例送呈慈禧太后，其余的三份，一份留存军机处，发各省督抚将军讨论学习，一份放在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以备自己不时参考浏览。
就在同一天，翁老师向皇帝学生密报了他昨日与康有为见面的情况，鼓励光绪皇帝利用康梁等新派人物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变法，这和光绪皇帝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康有为得知自己的上书被转呈光绪皇帝后，心情十分激动，便乘兴再次向皇帝上万言书。
但是，这次上书被他所在部门的上级领导李文田所拒，之后康有为通过袁世凯代递督办处，荣禄也不肯收，第四次上书无果而终。这次上书的失败，让康有为认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在帝党陈炽、沈曾植等人的建议下，开始在京师官僚士大夫中组织成立学会，这就是后来的强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