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梁为领袖，后来被称为维新党的知识分子们的呐喊，在当时的北京掀起了一场政治狂飙，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是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
康有为在这份情愿书中告戒朝廷，割地事小，忘国事大，一旦开了割地的先例，中国就会引发全世界各国列强血脉贲张的“食欲”，中国若是要一一喂饱他们，那就要不断地割出自己身上的肉来，如此一来，今天是台湾、辽东，明天可能就是直隶、福建，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被瓜分殆尽！所以万不可轻言割地，对日本小鬼子的仗也一定要坚持打下去。
那怎么才能继续和日本作战呢？为此，康有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后来总结为八个字：“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内容如下：
一是“下诏鼓天下之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迅速下达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仿历代先例，下诏罪己，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达到激励天下的目的，鼓舞将士，同雪国耻；二下“明罚之诏”，把主和辱国的卖国使臣、临战不力的贪鄙将帅、守御无备的大小疆吏通通给予相应的严惩；三下“求才之诏”，请求光绪皇帝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明令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大力举荐人才。
二是“迁都定天下之本”。迁都的想法，并不是康有为所独有的，朝野上下有这样意愿的人不在少数。但迁都之事，非同寻常，而且，迁往哪里、如何迁法都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人支持西狩，有人支持南巡，众说纷纭。康有为的建议是，将国都迅速迁往西安，这样与日本和议不成，战争再起时，可以放弃海滨险地，扼守潼关、函谷关，与之长期作战。康有为认为，这才是迅速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戊戌政变两年后的庚子国难中（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亡的目的地，正是康有为所建议的西安，这是后话。
三是“练兵强天下之势”。大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是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康有为建议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就是说，在军队系统里进行大换血，以新人代替老人，并向西方先进国家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希望由里而外，一次性地解决中国军事落后的大问题。虽然这些想法不免有些幼稚，且在洋务运动中已经证明无事于补，但堂堂的大清帝国惨败给自己一向看不起的小日本后，康有为等人头脑一时发热，也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体验康有为的心情，看看现在中国足球迷的心态，即可以小见大，略知一二，这种“怒其不争”的急迫心情，情有可原。
四是“变法成天下之治”。前面三点，在康有为看来，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惟有最后的“变法”一计，才是立国自强之根本，也是康有为近几年来思考的中心。他认为清朝的法度沿袭前朝，至今已有数百年之久，而中国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这好比时令已经到了炎热的盛夏，却还穿着冬天的羽绒服不肯脱下来，不生病才怪。而前期的洋务运动虽然有益改革，但过于浅薄，过于小心，过于腐败，小剂量的药法无法治疗垂死的危重病人。
在总结了中西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康有为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的三项主张。所谓富国之法，即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六法；养民之法，即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四法，即普及教育、改革科举、开设报馆、设立道学。不过，康有为自以为很先进的主张，除了设立道学具有一些独创性之外，其他各法似乎都是先前十几年间洋务派曾经提出但又来不及实行的方案。有意思的是，康有为提出设立道学，以提倡孔子主张的伦理道德为武器，挽救近日风俗人心之坏，倒有点后来宣传部门的味道，只不过康有为所提倡的孔子不同于旧说，而是自己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中所创造的“新孔子”，而我们的康老师，就是“新孔子”代表的不二人选。
此外，康有为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议郎”制，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官吏选拔的举荐体制基础上，赋予议郎们“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所谓“上驳诏书”，指的是可以不遵圣旨，“下达民词”则指的是议郎的民意来源，这与西方近代国家已经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暗中契合，也初步显露了康有为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倾向。
康有为和各省举子们希望在中日换约之前，将他们的意见上达给皇帝，以避免马关和约的确认。但是，举子们搞的公车联章激起了主和者的恐慌，对此，坚持议和的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孙毓汶就密派心腹，前往各省举人聚居的会馆造谣恐吓，以阻扰举人们联名上书。不仅如此，孙毓汶还与李莲英勾结，给慈禧太后耳朵边不断吹风，借慈禧之手给光绪皇帝施压，促其尽快批准和约。
光绪皇帝本对战败心有不甘，在师傅翁同龢等人的支持下，也想有意拖延对《马关条约》的用宝，以观其变，但慈禧一发令，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是如期换约。大宝既然印下，事无转机，各省举人内部也开始人心涣散，有的还要力争，有的则觉得大局已定，何必再做蛇足；还有的人则早就被权臣们之前制造的恐怖气氛所吓跑。
眼看抗议无效，举子们忿懑之余，没考上的也只得收拾行囊，无可奈何的打道回府，该干吗的还干吗去；考上的则喜笑颜开，早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
人虽散尽，但人心思变，余波未平，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只是后来更为激烈的变法前奏。
5．2、天降狂生，万木草堂
要了解戊戌变法，必要先了解康有为。
康有为，后来又有人称之为“康圣人”，初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又名“南海先生”。康有为的先祖是广东名族，高祖康辉曾任广西布政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祖父康赞修是道光举人，做过广州府的教育官员，是一位知名的儒家学者，康有为的父亲也曾做过江西的知县。出身于这样一个诗书官宦之家，康有为早期接受了较好的儒家文化熏陶，理所当然地承接了程朱一派的理学思想。
康有为幼年好读书，家中书籍众多，因而知识面广，从小就“异于群儿”，但也养成了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从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看，康有为一贯自高自大，对自己大加神化。从这些掺满水分的记述中，我们倒也能看出康有为是如何定位和评价自己的。
康有为自夸说，他六岁时因“鱼化龙”妙对“柳成絮”，获得祖辈“此子非池中物”的称赞；八岁时，什么“书经奥言”，看几遍就能背诵；十二岁时，面对“州中诸生”，已经“大有霸视之气！”十四岁时，已经“纵观说部集部杂史”，也就是说饱览“中学”；十七岁时“知万国之故”，又是博览西学。通过这些无所不能的刻画，康有为给自己描述的“天才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但在科举考试中，康有为的表现不要说优异，简直就是一团糟。比如考秀才，康有为考了三次，十六岁才搞到秀才头衔；考举人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残忍的折磨，总共考了七次耗费二十年的光阴。相比而言，康有为三十六岁中举，而他的得意门生梁启超，十七岁就中举了。不过，那次中举之后，康有为时来运转，在公车上书时的那次考试中，高中进士，这也让他的信心大为爆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