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落入敌手受辱，刘永福和其子刘成良及部将、幕客数人决定趁夜出走，后搭乘英国商船爹利士号前往厦门。还没等到开船，即有日本兵拿着刘永福的画像前来搜寻，幸好船员将刘永福藏在水泡舱中，才没有被发现。爹利士号快到厦门的时候，日本兵舰又追来，命停船检查，日本兵上船后一通搜查，还是没有发现，原来刘永福曾是爹利士号船长的救命恩人，被船长冒险藏到了锅炉房。
刘永福回到厦门后，很快便回到广东之钦州。刘永福孤军守台南数月，最后失败内渡，世人都对之表示理解和敬重。
刘永福后来曾写过两首《别台诗》，其中一首为：
流落天涯四月天，樽前相对泪涓涓。
师亡黄海中原乱，约到马关故土捐。
四百万人供仆妾，六千里地属腥膻。
今朝绝域环同哭，共吊沉沦甲午年。
十月二十七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各地义军在崇山峻岭中仍旧不时的向日军发动袭击。在侵略台湾的五个多月里，日军共有三万多人死伤或罹病，其中死四千六百多人，包括日军近卫师团长和第二旅团长均死于台湾。
但让人遗憾的是，现在很少有人提及，台湾抗战的悲壮失败，才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真正结束。
日本侵占全台后，将台湾视为最好的“殖民试验地”。1896年3月，日本颁布《台湾总督府条例》及相关条例，规定“台湾总督命令即为法律”，建立了总督独裁的殖民统治。为了更好的控制台湾，日本又在建立了无孔不入、无所不包的丨警丨察制度，日本丨警丨察遍及台湾的各个角落，使台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丨警丨察社会，最多的时候，全台各类丨警丨察机构达到一千五百多处，丨警丨察有一万八千人。
日本更为毒辣的是，在台湾推行同化政策和奴化教育，其中就在初等教育上推行普及日语，另外还利用多种渠道灌输日本的文化内容如武士道、剑术等，甚至发布命令禁止使用汉文，妄图推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以割断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用心何其毒也？！
割台一年后，有位诗人越过海峡，东望故土，写下了一首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潜；
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愤怒出诗人，曾经“刺血三上书”的丘逢甲所写的这首《春愁》，悲怆了半个世纪，台湾才回到祖国的身边。如今，一弯浅浅的海峡，还隔断着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如果我们要找历史原因的话，日本侵台的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
七、1898：变法记-------短命的自救运动
本记所说的内容，高丨潮丨迸发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即如今通常所说的戊戌变法，或以其短命而命名的百日维新。
如果把变法局限于戊戌这一年之内，则所谓变法运动一共不过延续了三个多月，除了大权架空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一些变法诏书和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外，实在无实际的成就可言。如此短暂的变革，不太可能构成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阶段。但从历史深处和大事件下面潜伏的理路来看，戊戌变法是同（治）光（绪）“新政”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不过因时局紧迫而突然尖锐化，并进而演化成一场理想主义实践。
正如康有为所说，观今日“割地未定，借款未得，仇耻已忘，愤心已释，过此益可知矣。麻木不仁，饮迷熟睡，刺之不知痛，药之不能入”，在这历史的关头，这些仁人志士们不愿意看到悲剧重演，他们中的一派人，走上了变法维新之路；而另一派人，则在变法失败的沮丧后，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
注：（1）本章由海上逐臭夫友情参写。海上逐臭夫为笔者研究生期间的同窗好友，现为某研究所专业研究人员。
5．1、甲午惨败，公车上书
在中国历史上，甲午战争是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然而，因为两国在社会政治之间的差距，早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甲午的大败，并不是败给了西方列强，而是倒在了一向被鄙夷的东洋蕞尔小邦，这实在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耻辱。
一时间，失败、痛苦、屈辱，迫使自己过度审视自身，甚至可以说有些神经质，于是已有的问题变得无处躲身，没有的问题也当成了问题：中国此时在文献中，道德是堕落的，思想是颠倒的，民智是固陋的，社会是腐化的，太后是奢靡的，皇帝是幼稚的，朝廷是昏庸的，外交是腐败的，军队是黑暗的，实业是丛弊的，贪污是普遍的！
《马关条约》一签字，最激烈的反应首先来自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愤怒也自南向北蔓延至京城，反对签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4月23日，光绪皇帝在例行的廷议时得知台湾民众死守的情形后，悲痛的说：“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
这句话中，我们读出了光绪的尴尬、悔恨和隐忧，个中滋味可谓是五味杂陈。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变法图强的想法在光绪皇帝心里滋生了。
中日和谈在日本刚刚开始的时候，各省的举人正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的未来前途最具决定意义的会试，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也参与其中。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学潮，在这个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里所谓的“公车”有个典故，指的是中国汉代时公家用车马运送举荐的人才赴京，所以后来即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公车上书”指的就是当时举人们的上书请愿活动。
出色的政治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不高的道德底线两者缺一不可，而知识分子总归是有理想支撑的，所以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做不好政治家的。而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人，与其说他是儒家学者，不如说他是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又被人指摘为帝党的领袖。
4月15日，康有为得知《马关条约》将要签约，于是他立即派他的弟子梁启超去发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清政府拒绝日本议和条件。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书，而湖南举人们得知了梁的活动后也积极参与进来，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但按照当时的制度，一般人等的上书陈言是不能直达上听的，不仅要看你的官阶而且还有内、外之分，十分复杂，在此不再细说。这样，这些举人们的上书只能送交都察院，请其代奏光绪皇帝。
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上书后很是吃惊，一开始就加以严词拒绝。当权派对于这种以下犯上的举动直接的反应总不会是欢喜，而且，当时条约已签，圣意已决，有什么理由非要出这把头呢？弄不好上头一发飚，弄不好岂不引祸上身？
但事情没都察院大人们想的那么简单。此时京城士心涌动，梁启超等人的上书虽然没有转呈给皇帝，但是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福建的、四川的、江西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甘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举人，也都纷纷效仿康梁等人上书都察院。
一时间，都察院衙门口可谓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总挤满了各省联名上书的举人，今天这个省的来了，明天那个省来，哪一天没有商量好，会同时来好多省的举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他在衙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并长跪在地，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往来之人，“闻者莫不哀之”。
康有为抓住时机，于5月1日联络十八省举人聚会松筠庵，拟上一公呈，就是对皇帝来一个公开信，由康有为执笔，大家讨论修改后，征集签名。为此，康有为、梁启超用了整整一个白天外加两个通宵，奋笔疾书，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其他人等也没有闲着，他们连日连夜的传抄了一千份后到处散发，立马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