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自作的诔文，倒是引人幽思，发人伤感，但是，造成这一切苦难的，却正是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所导致。如果要算账，还得算到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
中国人一贯以和为贵，以和为美，主张和合文化，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却同时壮大一些人的侵略野心，并让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由此导致了日本半个多世纪的对外侵略。回头想想，这给亚洲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6．5、黑旗军和台南保卫战
唐景崧在台北失陷逃回大陆后，台南绅民集会商议，决定公举刘永福继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但刘永福坚决不受。会后不久，台南绅民又铸了一颗台湾民主国总统印送来，刘永福执意不收印，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送印大可不必，也不重要。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想尽办法打败倭寇，保卫我们的身家性命和国土家园，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做牛马。现在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时我们的队伍兵强马壮，日本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此之前，上海转来两江总督张之洞的来电说：“俄国已认台自主，问黑旗尚在否？究竟能支持两月否？似此外援已结，速宜将此事遍谕军民，死守勿去，不日救兵即至也。”刘永福接到这封电报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局势可能有所变化，后来还和台南文武百余人集会并歃血同盟，发誓共保台湾，并向民众发布告说救兵将至，台南人民听到后，一时间欢声如雷。
但是，所谓的俄国干涉最后证明只是一厢情愿，而内地一些督抚答应的救援也一直迟迟没有兑现。刘永福曾多次派人回大陆拜见两江、浙闽、两广、直隶等总督，请求他们的援助，但都因为朝廷严旨禁止运粮械济台的政策限制而无功而返。就连当时对援台最积极的张之洞，最后也在朝廷的严诘之下改变了态度，任刘永福在电报里一再苦苦求助，最终还是爱莫能助。
下面试录两封刘永福当时致张之洞的求援告急电报，以见刘永福当时锥心刻苦的困窘心情：
八月十九日：“闽、粤饷无济，台南已无法可筹。民不许行，我公不救，兵民皆乱，福死何益？痛哭乞援，望切望速。……天地父母，只公一人，乞救福死，而拯民生。”
八月二十二日：“今饷械俱绝，民兵将乱，何以战守？福死奚惜，恐屏藩一弃，各国狡然生心。天下仰我公一人，乞为大局计，痛哭流血，乞速设法救援，守走死生，望公一言为定。”
八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复电刘永福说：“朝廷不得已割台，曾有旨召各官内渡，阁下自在其内。”意思是劝刘永福放弃台湾，内渡回大陆。十月二日，刘永福派易顺鼎从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张之洞答复说：“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易顺鼎见事无可为，不禁长叹一声，道：“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
当时台湾仅存台南地区，若不是刘永福在此坐镇，台南恐怕早已陷入敌手。但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当时处境是极其困难的。首先是粮饷匮乏。打仗要吃饭，要发饷银，但台南经济并不发达，根本无法承受大规模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如果不是本地民众的支持和将士们的理解，黑旗军和义军早已溃散；其次是枪械弹药缺乏。黑旗军和义军的军械全靠内地供给，而朝廷禁止济台粮械，这给他们抗击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三是兵力不足，尽管有民众踊跃加入抗日力量，但和日军的优势兵力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日军占领彰化后，在八月底即攻占了台中诸城，并开始进逼台南。这时，桦山资纪给刘永福发来劝降书，劝告刘永福听从清廷的旨意，放弃抵抗。要是他愿意内渡的话，他将奏请日皇“待以将礼，送还清国；如部下将卒，亦当宥恕其罪，遣还原籍”。
刘永福接信后，复书桦山资纪并斥责日本“弃好崇仇，无端开衅”，表示黑旗军要和台湾共存亡，“守效死勿去之义，以守兹土，以保此民”。
日军劝降不成，便决定加大进攻的力度，并从本土抽调了第二师团及其他部队二万多人增援。十月，日军以四万大军分三路向台南攻击。十月九日，日军进攻嘉义县，驻守嘉义的黑旗军猛将王德标派士兵埋设地雷直达日营，炸死炸伤不少日军。日军惊恐之下，用巨炮猛轰嘉义城墙，王德标被迫率部退守曾文溪。
曾文溪已经是台南府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曾文溪位于台南以北三十多里，溪的南岸有一长堤，高一丈多，北岸为沙地，此处的地势有利于防守，刘永福打算在这里率领黑旗军进行最后的抗御。当时黑旗军和义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曾文溪集合，刘永福命总兵柏正材统率全军，兼统王德标七星队、徐骧、林义成、简精华等义军，总兵力大概四千余人。
十月十九日凌晨，大批日军开始向曾文溪前进。四千名黑旗军和义军严阵以待，双方在此展开最后的殊死奋战。但是，日军在炮火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在大炮的掩护下，日本步兵一步步接近黑旗军的阵地。由于力量实在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的阵地相继被攻克，将士们最后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义军统领徐骧率先锋营与敌步战，拚杀在前，不幸头部中弹，血流满面，仍旧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但最终还是倒地不支，英勇殉国。
徐骧，字云贤，祖籍广东，台湾苗栗人。徐骧为人刚毅，胆识过人，能文能武，十八岁中秀才后，在家乡执教。日军侵台后，徐骧毅然投笔从戎，号召乡人抗击倭寇保卫家园，并组成义军一营奔赴前敌。台北失陷后，徐骧率义军转战台中台南各地，每战都身先土卒，出生入死。曾有人问：“眷属何在？”徐骧答道：“有天道，台湾不亡，吾眷可得也；台湾亡，遑向家乎？”
国土不保，家园既失，何以家为？时人评价徐骧说：“蓬荜下士，闾阎细民，而能提三尺剑奋袂以兴，弃父母，捐顶踵，以为国家争尺寸之土。若徐骧人者，尤可敬矣！”
由于实力过于悬殊，黑旗军和义军在曾文溪之战中损失惨重，死伤无数，总兵柏正材在战斗中阵亡，王德标最后下落不明。事实上，此役已经是黑旗军保卫台南的最后一战，台南府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的面前。
此时的刘永福，这位当年在越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抗法英雄，已经是山穷水尽，处于几乎绝望的困境。眼看外援无望，粮饷告罄，曾文溪之战又遭沉重打击，正如时人所说，“即使卧龙复生，亦不能挽回大局。”想到这里，刘永福不禁仰天悲呼：“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
这时，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再次贻书诱降刘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