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几千万口交腾”的反对声浪，清廷也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看事情有无转机的余地。李鸿章转伊藤博文电文说，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起程赴台，并有意无意的提醒说：“此处（台湾）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
清廷当然心知肚明，如果京畿和辽沈两处再开战端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出于对自身安危的担心，并“免致日人借口”，清廷最后以和议已成，无法更改，对这些来电都置之不答，只一味的催促唐景崧等台省文武官员早日内渡，不要影响大局，更担心台湾民众生事惹怒日本而导致日军再度进攻。
当然，也不能完全说清廷想刻意卖国，暗地里还是有小动作的。当时，总理衙门也纷纷派人前往英、法、德、俄等国或者大使馆，试图寻求列强的帮助，以制止日本割台，但除了法国对台湾有兴趣之外，其他国家都表示不愿意为此和日本开衅，特别是德国因为干涉还辽，不愿进一步得罪日本，反过来劝清廷早日服从和局。
倒是法国为这事热乎了一阵子（1883年法国本就对台湾有觊觎之心），还一度把西班牙也给拉了进来，但是，法国后来发现这事情不太好办，自己也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放弃此事。至此，清廷企图外国干涉的希望完全落空。
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始对保台的事情倒是十分积极。他多次向朝廷奏请拨饷银百万两给台湾，并给台湾巡抚唐景崧撑腰打气说，只要台湾相持三个月，还存有一府一县，到时一定有列强出面干涉，台湾仍可自存，希望唐景崧一定要顶住。
日本人怕夜长梦多，急着要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手续，当时李鸿章自知已成众矢之的，签定《马关条约》后便和儿子李经方一直称病在家，但谁知清廷并不放过他们俩，严旨让他们父子把这事负责到底，谁让你们父子一个是驻日大使，一个签了卖国条约？
李鸿章已老朽，李经方也只得硬着头皮来完成这事，但是，他实在不敢踏上台湾的土地，最后在美国顾问科士达的陪同下，带着几名翻译和四十名警卫，坐着德国商船“公义”号抵达淡水海面，并于6月2日登上日本军舰，和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商办交割手续。但李经方哪敢上岸查点财产清单，只得草草出具了一份笼统的台湾属公物件清单证明就算完事，随后赶紧溜之大吉，回到上海才算松了口气。
由此可见，日本人对台湾所谓的接收，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侵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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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清廷丢卒保车，台民群起自保
当清廷一再下令让台湾官民内渡的时候，台湾民众知道割台之事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但是，“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当时上海《申报》语），以前工部主事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湾自保之计。
当时，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另外，“查公法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号召台湾民众团结起来，务求废约，并提请诸国公议，派兵轮相助，挫败日本的图谋。
五月十五日，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集会于台北筹防局，请唐景崧暂时掌管台湾政事，同时以台湾绅民的名义给总理衙门及各省官员发了公开电，电文说：“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
十六日，唐景崧也致电总理衙门说：台民不愿内渡，惟“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他也没有办法，“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清廷怕日本以为台湾民众的反抗是因为自己在后面搞鬼，急令唐景崧“着急开缺，来京陛见”，其他官员也赶紧内渡，免生事端。
但是，台湾绅民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五月二十一日，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人，再次到台北筹防局集会讨论，决定台民自主抗日。会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任台湾义军统领，刘永福为民主国大将军，另设“议长”、“内务大臣”、“军务大臣”等。会后，台湾绅民紧急铸造了国玺金印一颗，上书：“民主国之宝印”。同时，又仿造大清的青龙旗制作了长方形的“蓝地黄虎”旗，旗帜图案“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表示臣服于故国。
在准备妥当后，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在丘逢甲的带领下，台北绅民数千人敲锣打鼓，拥至巡抚衙门，丘逢甲等人捧着民主总统金印和国旗，唐景崧则身穿朝服走出抚衙，望阙九叩首后，北面接过金印和国旗，受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随后大哭而入；紧接着，改年号为“永清”，意思为“永远隶于大清”之意。
从年号“永清”可以看出，当时成立的台湾民主国和领导者依旧认同台湾和祖国大陆的血脉联系，改省为国，只是为了抵抗日本侵略的自保手段，是特殊历史时期下的产物，现在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认为台湾民主国是台独之开始，完全是对历史的误解和歪曲。
当天，唐景崧即致电清政府和各省官员，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电文说：“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
随之，唐景崧又发布告示晓谕全台：“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民间如有假冒名号，聚众闹事，借端仇杀者。照匪类论罪！”
与此同时，还对各国发布了对外宣言：“今（台湾）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惟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因此槌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
时人写诗记叙当时的场面说：“玉人镌印绶，戎仆制旗常。拥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阊。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民主国的成立，对台湾救亡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当时镇守台南的帮办军务刘永福也发布公告说：“倭寇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变异，为人所不忍闻见，何怪我台民发指眦裂，誓与土地共存亡，抗不奉诏，而为自立之国。本帮办以为，誓师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惨淡经营，何难徐销倭焰。为此示仰军民人等，须知同心戮力，自可转危为安。”
台湾抗日救亡政权的成立，引起了全国上下强烈的反响。当时的上海报纸如《申报》等，就连续刊登台湾的消息并加以评论，支持台湾民众的救亡行动。
由于当时有部分台湾官员内渡，新成立的台湾救亡政权紧急任命新的官员以补内渡官员之缺。当时即把原布政使司改为内务衙门，由刑部主事俞明震来主持，对外则称内务大臣；筹防局则改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由此，防止了当时台湾因官员内渡和日本大军压境而引发的混乱。（戚其章：《甲午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