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早在1861年，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就曾沉痛地说：“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郭嵩焘日记》(一)第469页）

“怕、诈、蛮、蠢”四个字，说尽了当时晚清办理夷务的这些满清官员和决策者的可悲可恨之处。盲目自大，所以使蛮，如僧林沁格之炮轰蛮干；敷衍推诿，一味使诈，如叶如琛不战不守不和；落后挨打，浑身害怕，有如靖逆将军奕山让出广州；不懂规则，办事愚蠢，如耆英之黄埔、望厦的签约。

摒弃愚蠢的蛮干，认真学习和了解国际规则和惯例，并以此来处理同外国和洋人的关系，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但是，如果失败只产生愤怒而不是发奋，这样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失败；如果失败感到耻辱而不知道耻在何处，那才是真正的耻辱。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说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战争结束以后，国人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消闲度夏，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是四脚朝天，几无宁日。吝啬的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留下的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本是道光帝的第四子，他承继皇位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幸好1831年道光帝连得两子，即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䜣（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头疼不已。

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为这个事情很是犯愁。当时道光帝的六个儿子中，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外，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已去世八年且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奕誴由此也被排除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问饭吃，就给特别准备的韭馅包子，极为辛辣，难以下咽，目的就是以捉弄人为乐。

这样，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䜣兄弟二人了，但这两兄弟让道光帝一时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䜣则要远胜奕泞。奕泞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䜣，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䜣，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是长子，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奕泞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到南苑去打猎，行前杜受田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一定能讨得皇上欢心。”

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奕䜣好表现，复命的时候捕获最多，而奕泞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嘴上不说，暗地里都窃笑奕泞无能。道光也非常奇怪，问奕泞是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做官之道，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来看，奕䜣就过于聪明活跃而不够稳重了。

最后，道光帝选择了奕泞作为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以奕䜣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䜣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而在这半个世纪里，正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

咸丰登上皇位时，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的太平军起义，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咸丰开始临政时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天朝积弊已久，内乱外患，远非他的能力所及，后来也就心灰意冷，只顾沉湎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酗酒，酒醉后经常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往往也难免皮肉之苦。

《清代野记》上曾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太爷爷乾隆的诗强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听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英法等国的修约问题所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