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男，魏国大梁人，写过一本书叫《尉缭子》。史籍中关于尉缭见秦王之前的介绍就这么可怜的一点，其余的都是猜测。有人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和魏惠王有过交往。此说甚不足取，魏惠王的年代与秦王嬴政的年代差80多年，如果尉缭能横跨这两个年代，那他至少已经100多岁，在这样的年龄还有精力西入游说秦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人们即便生活水平高了，医疗条件好了，能吃上脑白金了，也没有谁能在100多岁的年龄还能够坐车或骑马从开封到咸阳，更何况随后还要指挥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更不足信的说法是：尉缭是鬼谷子的高足。后世的人们好像有种习惯，只要是出身不祥的奇才，便是出自鬼谷子的门下。看来这鬼谷子也够累的，几百年间里时不时地就就得给人世间培养出一些高徒。我们不妨采取古龙经常在小说中的处理方法，在做大事之前尉缭只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出自名门，也没有奇异的历险。我们所能够推测出尉缭只是一名纯粹的军事理论家，就像后世德国的克劳塞维茨一样。这是由于：其一，尉缭应该没有指挥过大型战役，因为中国古代的史官宁肯放过一种伟大的思想，也不肯放弃一场伟大的战役。其二、尉缭有一本讲述军事思想的《尉缭子》传于后世。
同样是兵书《尉缭子》不同于《孙子兵法》，前者主要讲述抽象的原则，偏向于理论和军队建设；后者讲述具体的操作，偏向于实践和临阵应敌。中国人重视实际，因此《孙子兵法》更为流行，但窃以为《尉缭子》更有可取之处。《尉缭子》打造出来的是残酷高效的罗马军团，谁做统帅都无所谓，只要按照原则办事就能打胜仗，无论是加图，凯撒还是庞培。而《孙子兵法》铸就的是诡计多端的将军，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受将领素质的影响。后世学者虽然曾经一度怀疑《尉缭子》的真实性，其中不乏名师大儒，但是近年来考古学家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尉缭子》的战国竹简，一切怀疑便不攻自破，所以其人也不假，其书也真实。
尉缭在见秦王之前，他的思想已经臻于至善，他的那本《尉缭子》已经成书，或者其中的重点章节已经写完。《尉缭子》是一本讲些什么的兵书呢？尉缭在书中说了一些怎样动听的话语呢？且听我择其要而道来。
现存本的《尉缭子》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讲述了军队建设的个个方面，为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了最优化的设计，法家思想从头到尾贯穿始终。尉缭对战争的定义和提出的取胜之道全新而系统，源于当世的思想而远超出于当世的思想。
比如尉缭对战争的定义：”故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将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尉缭对战争持谨慎而克制的态度，他认为如果必不得已需要发动战争，那也只是为了”诛暴乱，禁不义”，而且即便战争发动起来，也要追求最少伤害，理想状态是“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初看之下，尉缭对战争的定义似于儒家的颇有相似，其实两者形同而实异，儒家着眼于保护对方的人民和财产，追求的是一种“仁天下”的道德目标，而《尉缭子》却着眼于减少己方的阻力和损失，迅速实现战争目标。因为打击面越大，所遇到的阻力也就越大。
尉缭在军队内部建设上也表现出不搞虚谈，一切围绕取胜转的作风。尉缭对军队纪律尤其重视，他也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尉缭所谈的“人和”不单纯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等，而是强调军士的遵纪守法和部队的军事素养。他认为“人和”做好了，可以胜过“天时”“地利”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并举武王伐纣中的战例进行说明。当时的兵书一般认为不背水列阵，不向坡列阵，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周国联军却背水面坡列阵，反而将商纣王的军队杀得大败。对此，尉缭的解释是周军在“人和”的优势抵消了“地利”上的劣势。
马后屁：
我们现在的历史爱好者谈起战争时，喜欢对双方将领的谋略进行品头论足。其实将领的水平只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方面，另一主要但不为人们重视的方面是军队的素质。因为讲起军队素质只能用近乎科学化的语言，远不如讲将领谋略来得精彩。同样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什么在国共对战的时候，共产党一方总打胜仗呢？难道优秀毕业生都去了共产党那里，差等生都去了国民党那里？其实是国民党的军队素质不如共产党的罢了。八路军对日的平型关之战，八路军在人数上，地势上占尽优势，由于日军是押送物资的非精锐部队，在武器装备上的差别也不大，但最后八路军在几乎付出1比1的伤亡代价后才将日军全部吃掉，不能不归因于日军的高素质。凯撒在阿来西亚之战中竟然依靠罗马军队高人一等的素质打败了高卢部落数倍军队的里应外合。
尉缭可能是提出尊重士兵，拥军优属的第一人，当然目的仍然是为了调动军队的积极性。他说“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丧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尉缭非常推崇吴起的爱兵作风，据他记载，吴起领兵作战时，住处与普通士卒一样，当手下人劝他到好的环境中休息时，他说：“我依靠士兵才能打胜仗，怎么能在物质条件和礼节上超过他们？”
戒杀与爱兵貌似是尉缭仁爱的一面，但尉缭为了军队的纪律也有残忍的一面。他说“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一人而万人喜者，杀之。”其实尉缭身上既没有仁爱也没有残忍，作为一个领兵者仁爱和残忍都是不足取的，理性才是应有的意志品质，为了胜利，可以爱也可以杀。吴起为士兵吸脓的一面，但也会杀卒立威。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军交战，进攻的命令还没有下达，魏军中就有一名武艺高强的士卒跃入敌阵，砍下两颗人头，完身而还，本以为会得到表彰，但吴起却下令将其斩首，旁人求情道：”此人勇猛，是个人才”，但吴起不为所动，道：“人才是人才，但违背我了我的命令”。最后那士卒只好拿出自己的人头。
军队的素养和政治关系密切，说到这就不得不承认秦国制度的优越性了。秦国以法家思想立国，一切以法律来指导民众的生活、协调国家的运作，一切以赢得战争为导向。秦国政府机构赏罚严明，而效率极高，说白了秦国社会就是一军营。以秦军这样的国家体制来适应尉缭的治军思想不会出现兼容性问题。尉缭也认为士兵作战的原动力来源于人类驱利避害的天性，只要用军事纪律来规范士兵的这种天性，必将无往而不利。尉缭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
尉缭的另一个革命性思想是摆脱了战争对于迷信的依赖。要知道在科学不发达的那个时代。人们不认为战争是一门科学或是一门艺术，而是天意冥冥之中的安排。作战之前人们总不忘祈祷上天，供奉牺牲、占卜问卦。尉缭大胆地从这种战争文化氛围中跳出来，他认为靠天靠地靠乌龟壳靠蓍草不如靠士兵和将领，他说：“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又云“兵之所及，羊肠亦胜，锯齿亦胜，缘山亦胜，入谷亦胜，方亦胜，圆亦胜。”
尉缭更进一步认为战争是一件非常专业的活计，将领是战争中的唯一主角，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制约，不但不受天地的限制，连君王的命令都不受，除了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行事之外，别无其他。正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尉缭认为军事将领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想想，是不是酷毙、帅呆了？
尉缭还对军队的建制和管理有一些具体的叙述，但由于是细节问题，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此不多做叙述。
尉缭名满天下，嬴政早有耳闻。是以尉缭一到咸阳就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在与嬴政的会谈中，尉缭一语就击中秦国的要害：此时的秦国虽然对六国有压倒性优势，六国领土大小只相当于秦国郡县的规模，但一旦六国联合，秦国也无可奈何。尉缭还为秦国目前的结症开了一剂药方：用黄金贿赂六国中的当权派，瓦解六国的斗志，不出三十万两黄金，就能使六国丧失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