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面带伤感，想必也为李鸿章的遭遇而感到惋惜：“贵使虔诚来我国求教宪政，伊藤不才，环顾左右而言他，要说的话却都在这三部书中，敢请贵使笑纳。”
载泽若有所思地说道：“多承教诲。”
好一句“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你以为明朝败于清朝，清朝败于洋人，皆因技不如人吗？不，明朝兵器远胜于八旗军，清末陆海军也未必远逊于洋人。问题出在制度，人才都被憋在下面，是金子也要被刨出来洗干净后才能发光，而真正发光了的也未必是金子，也有可能是灯泡。
“制度决定论”比起“科技决定论”，更加接近真理。然而，制度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保证制度能真正实行？关键在于一个国家的文化。
有一句话，希望持“制度决定论”的朋友能仔细斟酌：制度，是需要成本的。
我们经常会抱怨有关部门怎么什么事情都管不好，有些是真的太懒，有些则是真的管不过来。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有些问题是勾结得太厉害，结果口子越来越大，闹出问题了，但有些地下作坊添加有害物质，则是真的管不过来，有关部门再怎么样，到底也是公务员，也不至于跟这种人勾结，贪图那点小钱吧。但没辙啊，你抓一个，立马给你冒出仨，抓五个，再冒出来十个，抓抓放放，无穷尽也！最终，制度是规定不能有这种地下作坊，有关部门是在认真打击，可太多了，抓不完，最终只能流于形式，严打一阵，然后再松一阵。
再如偷窃，入室行窃之类的肯定要严查，可若是被偷辆自行车之类的呢？查都不会查，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像头，好多城市都已经全城覆盖了，真要查，其实也能查出来，可这需要成本，需要警力，偷零碎东西的人太多而警力有限，结果只能抓大放小了。我的爱车（电瓶车）被偷了以后，我连报案都没报，因为我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去查。报案？浪费时间。
最后举一个例子，我前面讲到过，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上车自己买票，没人管着，自己自觉遵守，也就是说，你完全是可以逃票的，基本是抓不住的。但是，有巡查的，你要么不被抓住，可只要被抓住一次，那你就完了，银行贷款的额度降低，哪怕你有抵押，别人能贷一百万，你就只能贷五十万，利息上调，保险费也上调。今后不论你办点什么事，别人只要一查你的信用记录，基本会被打回票。反正所有的事情都有规章，违反的就要降低信用，代价如此之高，谁还敢违反？这就是信用制度，什么都看信用，信用程度高的，跑到银行只要说我是谁谁谁，贷款立刻就下来，无需抵押。
这种制度挺好的吧？用不着每个地铁站口都有人守着，看着每个人进出，经费支出大大节省。但是，在中国能这么干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喊了好多年了，可就是没有真正实行，理由很简单，大伙都不遵守。逃票的人就不少，穿红灯的更多，若都是严格按照此制度来执行，那就乱套了。大多数人的信用都很低，都在制度外，那大伙也都无所谓了，可还要严格执行，那大伙的贷款都下不来，银行贷款放不出去就没钱赚，商业银行纷纷倒闭，金融秩序一片混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有人说了，有你说的这么吓人吗？所以呀！所以政府不会这么干的呀，所以信用制度这么多年在中国就是建立不起来呀。
那有没有实际的例子？有啊！秦朝。我前面举的例子都只是社会的一个方面，若是方方面面都这样，那整个政权就完蛋了。秦朝的军力强盛吧？吞并了六国，可最终只有短短十几年的统治时间，根本原因在于，秦朝的国家机器，实在无法负担如此高昂的制度维护成本。秦朝所做的一切皆仅用制度保障，无论谁犯了什么事，都严惩不贷，也不论犯事的人有多少，一律严格执行，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都在此制度之外，最终的结果就是国家机器无力维护制度，全面崩溃，还憋出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若想不这样，那只有一个办法，不严格执行，那就流于形式。
而且秦朝的例子还能证明一点，严刑峻法是没有用的。好多人听到什么事情都群情激奋的，高呼枪毙，好像要解决什么问题，把违反了的抓出来枪毙就行了。老实说，这是比较幼稚的，中国人两千年前就用过了，事实证明，行不通。好比说要解决乱穿马路的问题，你说要把穿红灯的人拖出来枪毙，杀一儆百？开玩笑呐！秦朝的制度差不多就这样，不说死刑吧，至少谁犯了点类似的事情都要面临严惩。比如陈胜、吴广，一行人被秦王朝征发去边境，结果天降大雨，无法行走，延误了到达的日期，老实说，既然都跟王朝谈好了，迟到总归不太好，可秦朝的刑罚是死刑，那就要命了，你扣点口粮也就算了，杀头？不反还等什么呀？所以只要放回现实，就能理解，如果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制度上都是这样的话，政权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呀！
总之，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成本来维护的，当国家机器无力维护的时候，要么死撑，死撑就是死，要么就只好流于形式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制度如此这般规定的意义，能够自觉遵守，当最多数人自觉遵守时，制度才能发挥作用，甚至当人们的思想转变过来后，发现没有制度来保证，民众反而会呼唤制度。
比如说杀人犯法，人们都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杀人而不犯法，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在数天之内完蛋。当人们认识到以后，才会呼唤制度来保证，也才会自觉遵守，一个人正常时是不会想到无缘无故杀人的，但在极怒的状态下，就不好说了，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的，警告你别干傻事，而当这个人冷静下来以后，也不会觉得这种制度有什么不妥，照样会自觉遵守。
也就是说，首先是民众必须要有共同的意识，然后以此为基石，形成制度的框架，把民众的共同愿望纳入其中。当少数的人想要跳出这个框架（比如谋杀），那么制度就能把这些少数人给剔除了。但是，绝非是民众有着这些意识，而制度偏偏要那样去做，企图以此来把全体民众的意识拉到制度之下，这样做的后果，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印度采用了所谓的民主制度，几乎跟美国一样，可印度和美国一样吗？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再说一个中国的，在政治体制上，中国跟西方最接近的时期是辛亥革命刚成功那会，就是袁世凯统治初期，在制度上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可是结果呢？袁世凯的军警冲入议会，逼着议员遵循他的想法，如果普天下的民众，包括军警，都有共同的民主意识，如同美国那样，冲进议会？不想活啦？你看美国有这种事情吗？没人敢，军功再高的将军都不敢下这种命令，也不会下，下了也没人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