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清末一些人的评价始终都比较难定义，争议最大的当属曾国藩，其实我觉得若是用“亡国”和“亡天下”的概念来重新审视，或许会萌生新的思路。曾国藩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剿灭了太平天国，洪秀全无论如何也是汉人，如果闹成了的话，自是复国无疑。然而，曾国藩也真正的儒者无疑，太平天国刚起那会，清朝的“党卫军”（八旗军）和“国防军”（绿营军），所有的军队一败涂地，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从头收拾河山，功成名就以后又急流勇退，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打仗，反正我是不相信，他是有信仰的。但清朝已是亡国，阻止复国的行为，谈何信仰？其实在他的心中，还是为了阻止“亡天下”，尽管他不可能看到日本来闹事那么远，但他是明显感受到亡天下的压力的。也就是两权相害，取其轻者，亡国和亡天下相较，还是亡国好些，你看他发布的讨伐檄文，不全然为了保卫清王朝，保卫“天下”的成分更大。曾国藩的看法我是认同的，太平天国是不能赢的，赢了以后尽管能在短期内复国，但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将会以亡天下收场，当中的问题有机会再讨论。若以此论，曾国藩绝对当得起“曾文正公”四个字。

包括李鸿章、康有为等人（尽管康有为的历史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你说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已经是亡国状态了，就算打赢洋人了，不还是亡国吗？洋人赢了也是亡国，折腾个什么劲？其实这些人感觉到的是亡天下的压力，当然就更算不上“汉奸”。像谭嗣同，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有机会逃跑，但断然拒绝，对人说：“各国的变法没有不通过流血而成的，时至今日，我还没有听说中国有因变法而流血的人，这就是国家不昌盛的原因啊！如果需要流血才能促成变法，那么，我就是第一个。”这是“汉奸”能说出来的话？开玩笑嘛！

而且现在很多人对“汉奸”的评判标准的设定也不对，就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国家利益造成了伤害。看着挺对，所以迷惑性也更大。我以为，其实看这个人究竟是不是“汉奸”，不看实际的损益，只看出发点，他是抱着怎样的一颗心做事的。打个比方，有一个人，是抗日的，他杀了一个伪军的特务，你说他是不是英雄？这个肯定没异议。结果谁知道，这个特务原来是我方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专门为我军提供情报的，但这个人是不知道的，就是错杀了。你说这事怎么算？我以为他仍然是抗战英雄，因为是抱着抗击日本的想法去的，至于错杀，这是功过问题，你可以说他有过而无功，但不是汉奸不汉奸的问题。再如袁崇焕错杀了毛文龙，在客观上加速了明朝海上防线的瓦解，但我仍然觉得他是民族英雄。还有议和问题，杨嗣昌等人想议和，我以为他是爱国的，黄道周、卢象升等人不想议和，我以为也是爱国的，只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才是为了国家利益。当然，若是有人把自己隐藏起来，明明是想卖国的，却打扮成爱国的样子，结果还成了，那怎么算？那么我想问，难道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那么一目了然的吗？如果真的隐藏成功了，那是他的水平比较高，但这决不是评判标准的问题。好了，这个问题也就一笔带过。

总之，中国在近现代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在当时，西方列强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不过一般也就是建立了殖民地，绝大多数国家后来都复国了，中国即使被列强瓜分的话，当然也会像很多国家一样复国，除了被俄国侵占的地方要不回来，但是日本若是挤进来的话，情况就两样了。因而我认为，跟这种情况相比，明末被满清亡国，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甚至可以这么说，明末亡国是一次涅磐重生的过程，先亡了一次，但最终避免了被日本亡天下的结局。

第七节复兴之路

要发展经济，要发展国防，要提高综合国力，靠什么？有两种说法被多数人认同，一个是“科技决定论”，一个是“制度决定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差不多，但要我说，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否则GDP再高，那也是通过拉动房价充出来的。科技造就生产力，拥有科技才能让别人心甘情愿掏出钱来购买，才能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高科技国家向低科技国家推销技术，但低科技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日益紧缺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并把污染留在本国，而高科技国家则攫取最丰厚的利润。未来的世界，就是比拼科技的世界，该国的经济和军事，都取决于该国的科技。

问题是，高科技是如何来的？是人创造的。那为什么有的国家就是科技水平高，有的就低呢？其实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拥有高科技才能不被欺负，甚至欺负别人。我们“科教兴国”也喊了好多年了，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在自己的土壤中培养出理科类的诺贝尔奖得主，意识已经变过来了，文盲少了，大学生多了，什么事情都开始从娃娃抓起了，可技术仍然上不去。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解释了，因为制度，有一个好的制度才有一切，能让更多的人才得到应有的舞台才行，也就是“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力，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制度。我们有的人经常会指责那些跑到国外去发展，并且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家，责怪他们把高端的技术送给了美国人。那么，我告诉你，如果这批人留在国内的话，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名气，因为他被这个制度给限死了，也不过就是一个正常上下班的普通研究员罢了。你可有听说哪个美国科学家跑到中国来，最后在这种制度下还取得巨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又钳出儒家思想，把那些跑出去的人骂一遍，而是改变自身，把别人家的人才都吸引过来，让他们把能量献给我们。

正是因为美国给人才提供了这个舞台，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才会跑过去的。美国的制度就是吸引人才，哪怕是总统，见了大牌的科学家也要表示尊重，而不是慰问，不是跑过去挺着腰板对他们说：“你们辛苦啦！”行政权力非但不限制科技的发展，反而还推动。中国的情况则是一个再大牌的科学家见了屁大的干部都要让路，能研究什么得领导拍板，外行领导内行，1%的人口掌握着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民众为了一个破饭碗打破头，而老爷们随便一出手就是吓死人的金钱，研究经费怎么能足？在这种制度下，如果能产生大批量的顶尖科学家，我还是那句话，那真他妈的没天理了！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段情景很发人深省，清末五大臣出国考察，领头的是载泽，到达日本接待的是伊藤博文，两人有一段对话，简略载录如下：

伊藤：“我国是一个法，立宪明君之法；贵国是一个君，专制主义之君，何其不同乃尔。故甲午之战，我国战胜贵国，乃必然之势。”

载泽：“便无丝毫侥幸？”

“日俄战争仍是侥幸吗？”伊藤顿了顿，然后满脸忧伤地说道，“真希望这会儿与我交谈的有贵国的李鸿章，他若是看到此书，会高兴吗？”

伊藤拿起桌上放着的一本《李鸿章传》，随后朗读起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甚也！”

接着又反问载泽等人：“诸位大人可知此书何人所写？正是贵国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梁启超。高才高论，洞若观火啊！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处’八个字。”

然后又朗读起来：“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国之地，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其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且举国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伊藤随后发出感慨：“李中堂若读得此轮，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而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