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除了少数服帖我的人会这么干，其余的正常人绝不会这么干的。一个正常成年人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反应绝对是三个字：凭什么？凭什么听你皇甫风的，我说听我的行不行？这不就是了么！当时那帮军阀们也是这个想法。大家都是平级的，凭什么让我听你的。你要联清灭顺，我要联顺抗清，他要投降清军，你说听谁的？到最后就是各行其是。即使我们不弄这么复杂，就一路清军来了，那到底怎么打？你说迎头痛击，我说坚壁清野，他说迂回进攻，这不又来了么！其实本来随便怎么打都是能打赢的，就是代价大小的问题，但只要没有一个权力核心，必定会自行其是。
包括说什么要听命于隆武、永历等，都是扯淡。在这种时候，再钳出儒家思想一个、一个指责过去是没有用的。乱世用重典，什么样的思想才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平定乱世？记住了：
法家，加上兵家。
历史上但凡成功建立基业的人物，在打天下时清一色用的这两套东西，因为只有法、兵结合才实用，无一例外。看清楚了，我说的是：无一例外。
等到天下太平以后才会钳出儒家的东西，用以愚民，春节聚餐、中秋祭祖、清明烧纸，迎财神、送灶王、拜土地，告诉你祖宗什么的有多么重要，忠君有多么重要，把矛头指向“淫妇”和“逆子”，树牌坊，搞游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把老百姓都往这里面拽。
这种思想在太平年间可以大行其道，然而在乱世是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呵。从崇祯死后开始，明王朝的政令和军令已经无法得到有力的执行了，没什么可奇怪的，明王朝本来就已经气若游丝，王朝中枢还被砍掉，南明小朝廷就是个空壳子。好比董卓霸京师，他一进去就说明东汉灭亡了。弘光政权还能保持表面上朝廷的样子，毕竟南京一直都是明朝陪都，喊了两百多年了。像隆武、永历这种，你告诉我，这种所谓的朝廷跟汉献帝有什么区别？
在汉献帝那年头，你也去指责军阀，责怪袁绍、公孙瓒等人：你们为什么不听汉献帝的呀？这不就是蠢蛋干的事情么？天下已乱，乱的正是人心，收拾人心当从集中权力做起，而不是喊口号。这种时候没什么可多说的，法家加兵家，就像曹操一样，把汉献帝的权力都卸干净了，抓紧所有的权力，四处出兵，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才是办法。若像有的人所说，听命于汉献帝，来归附的人也让他们听汉献帝的，那结果就是明末这种情况，永远搞不好，必须要明确上下级关系，令行禁止。
曹操确实是大功臣，不仅是从大的方面来讲，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对东汉王朝而言，也是大功臣。因为事实的真相就如同曹操自己所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证明，曹操的说法是正确的，南明不就是这样亡于战乱的吗？汉献帝的日子也比南明的那些皇帝要过得滋润。这不是大功臣是什么？你非要跟王朝的太平时期相比，这就没意思了。而我也相信曹操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是带着血泪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原来的愿望就是为国家讨贼立功，等我死后，墓碑上写道‘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也就是我的志向了。”
曹操，不论世人如何说你，但我明白你的苦心，我皇甫风明白。因为乱世之中，儒家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只有血淋淋的法家和兵家才能平定天下，不把汉献帝的权力卸干净，天下永远也不会太平。为了这个，你才放弃早年的梦想。
哪里有人生下来就想着谋朝篡位的。人，都是逼出来的。
因而如果有人把复兴汉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隆武、永历等人身上，那真应该去好好读一遍中国历史，因为这如同你把平息三国时期战乱的希望寄托在汉献帝身上一样，是愚不可及的。
想要复兴明室不是不可能，但绝不是依靠隆武、永历等人。得像“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那样，也就是像刘秀、刘备那样，重新拉起一支队伍，一切从头打过，逐渐扩大势力，建立政权。表面上要喊着复兴汉室的口号，好像忠于皇帝，但手底下一定要干私活。指望一个已经腐烂到根的政权（其实南明连政权都谈不上，崇祯那年头才是腐烂到根的政权）能闹出大名堂，实在是不知所谓。
大体上谈论南明败亡的原因，也就是从这几个方向着手，要么是责怪那些将领不团结，要么是责怪南明的皇帝不够睿智，还有就是责怪将领不听皇帝的话。难怪一些人会以为读历史就是在放“马后炮”，尽管这种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但问题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读历史的人中，这种“马后炮”的人还真占有很大的比例。几乎一模一样的场景重复来一遍，好多人都看不清楚。
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治世用儒家，乱世用法、兵。举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元末朱元璋和张士诚。张士诚在乱世就是用儒家的，治下的老百姓日子过得绝对好，不仅是因为这块地方富庶，还因为他已经当治世在治理地方了，明朝建立以后，这里的地方百姓还很怀念张士诚，说明这个人还是比较厚道的。朱元璋，成功人物，没什么可想的，必定是法、兵结合。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但凡是出征在外的将领，家属一律扣下，不给任何人反水的机会。平心而论，这种法家的规矩是不怎么近人情的。但是你回答我：实用不实用？所以张士诚注定打不过朱元璋。这个例子还不够明显，看另一个就很清楚了。
建文帝和燕王朱棣。建文帝是标准的儒者，所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也是，这三个人是朱元璋提拔上来留给他的。朱元璋看问题很清楚，他自己做的事情是法、兵的，天下太平了，那就要开始治国了，那就要用儒者。而且朱元璋观人也很准，这三个人是真正的儒者，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建文帝兵败以后三个人都是“死节”的。只是朱元璋总把自己家里的矛盾不计算进去，这才为后来的靖难之役埋下了伏笔。朱棣就很明显了，跟他老爸一样，法、兵结合。
你看建文帝干的那些事，朱棣把儿子送入京城他也不扣下，给放回去了。等朱棣起兵以后还不下杀招，对人说：“不可让我背上杀叔叔的罪名。”你说让手底下的将领怎么打，朱棣的兵马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强，好几次都差点被围死，就是建文帝的这道命令救了他。碰到这种情况朱棣总是亲自断后，建文帝手下的将领不敢打太猛，万一打死了还麻烦了，没功劳也就没功劳了，还落下个“杀宗亲”的罪名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总让朱棣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