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历史上的一些君主，刘邦的胸襟其实是很开阔的，但他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机会再说；唐太宗还算可以，放了一批，搞了一批，比刘邦等人小点，中等；赵匡胤的胸襟是罕见的，不光是把自己的开国功臣给放了，擒拿了敌国君主也养起来，相比较之下，他老弟的心眼就小多了；心眼最小的就是朱元璋，最不能容人，人家想逃都不肯放，这是很不仗义的，谁跟了这种人真是倒血霉了。其实后来还有一个“太祖”级别的人，跟朱元璋很像，本事是大，这没话说，心眼出奇的小，开国功臣都被搞得差不多了。蒋介石的胸襟倒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不清楚他得江山以后会怎么对待开国功臣，但能看见他如何对待敌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时把他给捆了，兵变！开玩笑啊！老蒋差点死了，可以后还是让张学良好死了，真要杀也不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么。你自己算算，你能有这么大的胸襟吗？一个人把你捆了，还差点要了你的命，日后得势能绕过他吗？所以有人说白崇禧是让老蒋给害死的，我感觉不太可能，张学良都放了，弄死白崇禧干什么。对敌人尚且如此，对自己人应该也不会差。
多尔衮的胸襟起码是中等偏上的，豪格是弄死了，济尔哈朗放了，代善也放了，还有那些老反对他的大臣，当年差不多就是这群人阻止他登大位的，后来多尔衮得势，要杀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要报仇也是时候了，新人也提拔得差不多了，打仗也不缺他们几个，但他就是没杀，卸了权力就放。当然，顺治五年的局势比较紧张，可转好以后也没杀，若是像顺治那样，有怨气就要动刀，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所以多尔衮放了索尼、鳌拜等人跟杀了他们所造成的结果也没多大区别，以后多尔衮暴病，顺治上台，立刻重用索尼等人，若是索尼等人早先都被砍了，顺治也就是多花点时间再找几个死党，局势还是一样，就是说对索尼等人来说，生死就是全部，但对整个政局来说，没影响。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分化两红旗的势力。正红旗的支系比较干净，代善的势力也比较根深蒂固，不过代善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多年，多尔衮时代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多尔衮主要拉拢了三个人，一个是满达海，顺治五年代善死后很可能就是他袭爵的，应该当上了正红旗的旗主，一个是勒克德浑，这两个人是最受到重用的；还有一个是瓦克达，代善的四子，跟勒克德浑一样，在硕托和阿达礼一案中受到了牵连，以后又慢慢爬到了郡王的爵位。有此三人在正红旗中保驾护航，多尔衮不必担心反对势力了。
镶红旗的支系就复杂了，主要是分成三个系统，一个是岳托，一个是褚英，还有硕塞，其中岳托和褚英两系的人马最多。岳托的儿子罗洛浑应该是旗主，但在顺治三年死了，才二十多岁，儿子倒是袭爵了，这辈分低得找不到了，岁数也小，其他的人地位也不高，这一支系的人目前形成不了什么强有力的势力。褚英一系的人，杜度的战功不低，死了，三子尼堪正受到重用，罗洛浑死后镶红旗旗主是谁吃不准，说不定就是尼堪。硕塞是皇太极的儿子，大概是皇太极硬塞进来的，用以分化镶红旗的势力，势力比较小，他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当皇帝，既然没当上那就只好另外找出路了，跟多尔衮也比较要好。
三位理事王有两位是出自红旗的，说不定就是两红旗的旗主，红旗的势力也为多尔衮所用了。
最后剩下的就是另一位摄政王（此时已改称辅政王）济尔哈朗的镶蓝旗了，我们能从他的盛衰中直接看出多尔衮的荣辱。济尔哈朗在山海关大战以后倒是显得很识相，顺治二年带头要求为多尔衮继续加礼，大概是向代善讨教过保命大法了，同年，多铎加号为和硕德豫亲王。
顺治四年，多尔衮的权势已经相当高了。之前入朝的时候，诸臣跪迎，尽管这是多尔衮所希望的，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但可以说明大臣们都已经看清了形势，这就考验多尔衮的脑子是否冷静了，他强调还是要尊敬皇帝。当然，这仅仅是做功，皇帝的权力不是靠臣下喊出来的，多尔衮现在还是需要把皇帝这尊“泥菩萨”捧出来。这一年，多尔衮就让大家议一下是不是应该提拔多铎为辅政王，废话，你让“议”的事情谁敢说不同意，一致通过多铎加晋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和济尔哈朗一起议政。不久，又撤了济尔哈朗辅政王的名号，两兄弟自己干，实际上就是指定多铎为接班人了。十二月，多铎和济尔哈朗领着人以“腿疾”为由要求多尔衮停止向皇帝行跪拜礼，多尔衮答应于次年新年朝贺时率众行礼，进酒时就不跪了，以后永远停止跪拜。
一切准备就绪，从顺治五年开始，多尔衮的权势一路飙升，各旗的反对势力基本都被打压下去了。三月，多尔衮在镶蓝旗中的亲信屯齐等人开始起作用了，屯齐联合了一批人把济尔哈朗告发了，大伙讨论下来拟死罪，多尔衮出面把他降为郡王，然后打发他出征湖广。不过多尔衮还是给济尔哈朗留了基本的面子，没把他的旗主之位废了转交给屯齐（屯齐的职务是固山额真），亲王爵很快也恢复了，但已经被排挤出了清廷的最高决策层。
周围已无敌手，十一月，多尔衮被顺治尊为皇父摄政王，从顺治五年底开始，多尔衮的权势已经达到了顶峰，已经跟他的父、兄一样了。所用的礼制完全堪比皇帝，王府即皇宫，诸王大臣若要议事去皇宫那是走错门了，得到摄政王府，所有的奏章也全部交到他这里，连顺治的橡皮图章也不需要了，因为皇帝的玉玺就在他这里，直接由多尔衮发号施令，王府俨然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枢。多尔衮曾言：“普天之下，无一非我百姓。”俨然以皇帝自居。阿巴亥也“母以子贵”，被追认为皇后。现在的多尔衮，除了没有皇帝的名称，其他的什么都有了。
第二节暴病身亡
顺治七年（永历四年，1650年），在镇压完大规模起义以后，清廷开始继续南下。八旗兵能用的已经全用了，只能控制北方和江南部分地区，实在是铺不开了，肯定没法担任主攻；入关以后的汉族降兵靠不住，多尔衮也不会再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们。剩下的就只有独立汉军了，跟前番入湖广不同，这次是拖家带口南下，全部屯驻在南方。其实清廷在去年就已经开始策划了，顺治六年五月，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赐给金册金印，也就是说下放给了他们一定的临机专断之权。孔有德统兵两万，耿、尚各统一万，携带家眷，主攻两广。
我前面讲过，这几位仁兄里面（包括吴三桂），尚可喜的脑子是最清楚的，他以为目前还是别这么急躁，应该把兵力集中起来稳扎稳打。孔有德跟着清朝也已经十好几年了，转战了大半个中国，打的都是胜仗，开始飘飘然起来了，以为南方弹指可破，自告奋勇独取广西。既然部下有这么高的士气，多尔衮也不好打击，决定让孔有德取道湖南独攻广西，耿、尚联兵从江西入粤。年底，各自进入了既定地点。
当时大多数地区都在清廷控制之下，剩下的地方四川是打僵掉了，云贵在张献忠余部手里，郑成功屯兵厦门袭扰沿海，两广还在永历政权手下，当然，永历的权威几乎没有。
进入顺治七年，永历政权几近瓦解，孔有德已占广西省会桂林，尚、耿也在七年底攻克了广州，永历帝继续西逃，明朝的残余势力至此已经被全部铲除。多尔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暴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