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事情很惨，但并不可怕，像那种莫名其妙连捅人家八刀的，这种人永远只会个体地出，不会形成什么势力，更不会左右一个民族的进程。但有些事情，既残忍，又十分可怕，像中东世界的现实。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杀了人，而是杀了人以后，杀人者还认为自己杀得对。我们总认为正义战胜邪恶是必然的，但如果邪恶把自己装扮成正义的时候又会如何呢？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我们应该拥护正义，还是应该拥护邪恶，这种问题都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才是正义，什么才是邪恶！如同儒家世界中的那些家族，不论是参加家族械斗，还是女人坚持所谓的贞操，或是动用私刑处死家族成员，他们不会因为杀了人而感到愧疚（如果真的会感到愧疚的话，那么也不会在这么广大的范围内持续这么久了），反而会认为自己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我前面说什么来着？——魔鬼之路，可以是由善意铺成的。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可怕的，一个民族信错了信仰也是可怕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可怕。没有信仰，还可以培养信仰。但已经有了错误的信仰，便很难更改，这些错误的信仰会支持着人们重复进行着那些残忍的事情，而自己却感到做着正确的事情。
犹太人是最早信仰基督教的，在美国，不到1%的犹太人所掌握的财富比例要以10倍计算超越这个人口比例，诺贝尔奖得主中有20%是犹太人。难道是基因的问题？人种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了，这种基因之类的说法都是很低级的。主宰这一切的一定是民族的文化。
基督教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不久就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区别正在这里，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走歪，欧洲也好，中国也好，都走歪过，这就不得不回到这个文明形成最初的本质来看了。儒家文化本身讲的就是礼法，本身就是强调人格之间的不平等，后来渐行渐远，即使有人想往回拉，也会很快淹没在这“君君臣臣”的洪流之中。而基督教文明本身强调的就是人生来平等，很快就能自发地把这个弯绕过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文明如何、如何早，的确，中华文明相当早熟，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我们已经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了，从最早的“比欧洲人早多少、多少年”，变成了“同时代的欧洲人如何、如何”，在两千年中，我们根本没有前进过哪怕一步。
最终，还是基督文明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就在满人入关的前四年，就在李自成大吃人肉的前几个月。之后便像洪水一般淹没了整个欧洲，全世界都成了欧洲国家的盘中餐，连荷兰、比利时这种小得跟豆腐干那么大的国家也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所统治的人口远远超过本国的人口，当时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还在苟延残喘。
美国是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美洲大陆如同上帝事先预留好的一样。欧洲人可以在这里不受到任何封建残余（欧洲人身上才真的是封建残余，我们身上的是专制残余）的影响，重新建立一个真正法制和民主的国家。美国做到了，我们能够很明显得感受到，美国跟欧洲兴起时已经不同了，英法在中国还烧了圆明园，影响这么恶劣的事情美国人是干不出的。最终美国影响了全世界。当然，有人会说：美国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也有不民主的地方。这个就好比说反正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所以每个人都一样。
基督教走到哪里就让哪里的人变得强大起来，这难道不是活生生的现实吗？你要事实，我给你事实；你要逻辑，我给你逻辑。如果仅仅因为所谓的“爱民族”的情感，就拒绝接受优秀的文化，就又提出那已被打倒的“僵尸”，就想要把已经割除的“肿瘤”重新安回我们身上，我们如何对得起那些为打倒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我说过不止一遍了，对于那些有信仰的人们，哪怕是儒家信仰，我们就应该佩服。现在我不是要指责他们，而是要更改我们的信仰。
只是中国在此前几千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跟基督教深度接触，突然之间好像很难接受，并非观念上无法接受，而是在心态上。我告诉你，真正要跨的坎就在这里，这就是一根筋，想通了就好了，想不通就死这了。你看努尔哈赤在宁远战败以后就想不通，死活就是想用那套全奴隶制的东西，其实能看出，努尔哈赤死前的几个月是很郁闷的，不是因为打了一场败仗，而是郁闷在这里，结果就郁闷死了；他儿子皇太极就想通了，想通了就好了，改革一下，就积攒了杀进来的资本。清末的曾国藩也是，在剿灭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也想不通，总觉得咱们儒家的东西挺好的，怎么让洋人闹成那样了，尽管他号称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但我能看出，其实他心里也是很纠结的；他的学生李鸿章就想通了，想通了就好了，放手干活。
其实你也一样，非得钻进那死胡同里面去，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旁征博引了一大堆东西就是解释不清楚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就弄不过洋人？其实放开了就好了。中国人刚打倒皇帝的那会，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很痛苦的，不习惯，绝对不习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可到了今天，你会觉得没有皇帝的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宗教也好，学说也好，说穿了就是一套说法。一个民族提出了某一套说法，这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智慧，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这套说法只属于这个民族。要知道，所有的发明都是发现，这些材料如此这般、那般组装起来就是电视机了，可以有更新，可以有提升，但规律不变，只是我们习惯上把具体的事物称为发明，而把抽象的规律称为发现，其实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发现。我们发现了儒教，印度人发现了佛教，犹太人发现了基督教，不同的民族仅仅是发现了不同的说法，他不应该带有民族的烙印，因为规律是客观存在的。
儒教是中国人发现的，但这不代表另外两层意思：
第一，儒教是中国的。儒教不是中国的，中国人只是发现了这套说法。你告诉我，电视机是哪国的？你可以说出是哪个国家发明的，但是你说不出电视机是哪国的，因为哪国都有，只要你愿意接受这条规律，那就是你的了。好比我现在创造了一道菜，我教会了我徒弟，还有很多不认识的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学会了，那这道菜是谁的？这就好比问红烧排骨是谁的，清蒸带鱼是谁的一样，只有做菜的人和发明菜式的人。那现在我问你，儒家是谁的？
第二，中国是儒教的。这句话比前一句还要错，这句话约等于说，中国人必须信儒教，不信儒教的就不是中国人。因为错得更厉害，所以我也不解释了。
如果说今天所有的美国人都信仰儒教，那你会视他们为中国人吗？其实一样，我们改了信仰，改变的只是民族性。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你是不是不尊重其他的说法，也不尊重信仰其他说法的人了？我反问一句你就懂了，你会不会认为那些希望重新捡起儒、佛来复兴中华的人，都是不尊重其他说法的呢？都是看不起基督徒的呢？大多数人应该会回答不是，其实本来就很清楚，为什么一说到中国的东西就很冷静，一说到外国传来的东西都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呢？
我所说的信仰的转变，当中有一个意思，就是必须先要承认中国用了两千年的东西是错的，不说全部是错（废话，全部都错我们还用？当然是真中搀假的），但总的来说就是错了。这种心态才是导致我们始终放不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