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都是正常人，一个社会肯定还是普通人最多，把理学的这种极端思想强加到每个人身上就毫无意义了。所有的事情都要分一、二、三等，针对不同的情况给出不同的评论，不可一概而论。明朝倒是实现了理学，一概鄙视投降，投降的人也比较少，可军队战斗力如何？比起之前更是糟糕，那些官员、将领看见清兵既不敢投降，可也不敢打，因为投降和打都是一回事，必死无疑。最终选择了损失最小的办法——自杀，因为没有投降，所以保全了家小，因为不必出征，所以保全了手底下的弟兄，人都死了，王朝也不好意思多苛责点什么。连死的胆子都有，可就是不敢出征、不敢投降，宁死不降的理学所造成的结果也就是把原来就不敢战、战则必死的人给逼自杀了，换一个死法而已，在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有利于国家的地方。
又有人说：如果全部的官员、将领、民众都舍生忘死，那么必定能将来犯之敌赶跑。话是没错咯！可“舍生忘死”这四个字的分量有多重，我想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了，是一个人舍生忘死，还是全家人舍生忘死？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普通的民众，他们只不过想过过太平日子，哪个政权当政，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生活在清朝和生活在其他的汉人王朝对他们来说区别也并不大，同样没有一丝的话语权，同样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只要他们在“敌占区”生活着，不论他们的本意如何，必定会产生税收，必定会为敌人提供物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也充当了“汉奸”，不是吗？那是不是说敌人每占领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就要全部自杀，这样就不会为敌人提供兵源和物资了呀，那么既然打下来也没有任何好处，敌人肯定会撤兵咯！但这符合人性吗？这会成为现实吗？这种说法还有什么意义呢？理学不正是这种说法吗？违反人的本性，要求每一个人都舍生忘死，把标准抬那么高，最终能有多大的效用！毕竟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不是按照程序来思考问题的。
后来清军入关以后下达了剃发令，要大伙剃发留辫，不这么干就得死，很多人就剃发了。要说为此而抗争的英豪确实值得我们景仰，然而，普通的老百姓如果只是为了活一条命剃了的话，我想也不应该有过多的苛责。如果有人认为剃发的人都应该杀了的话，我想这种人真应该去好好反省一下了。当时好多人还真是这么干的，事情弄到后来就是清军来了见没剃发的就杀，清军走后一些人起义，见了剃发的也杀，南明官军到了还是杀，真正出于民族大义的人不见得有多少，乘火打劫的我看是多数，结果就是大批人无辜惨死。人家不过就想活命而已，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至于嘛你！后来南明的隆武帝针对这种情况下了诏文：“有发为义民，无发为难民。”这才像句人话。真的，把什么事情都拎到非人的地步，除了混乱，什么都造成不了。
相当数量的人都把国家的兴衰责怪到“汉奸”的头上，但要知道，国家的衰败必然引起异族入侵，“汉奸”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有一种求生的本能。我不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有些人投降以后所做的事情实在令人发指，我只是说不论你怎样抬高标准，不论你在事后怎么处理“汉奸”，到了下一轮异族入侵的时候，仍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有些人投降以后也没干什么，就是为了活命而已，像在“敌占区”生活着的普通民众，你还想苛责他们什么？非要他们都自杀才满意吗？另外，王朝的统治者，或者说儒家文化所造成的国家本来就不在乎民众的生死，他们最希望的就是民众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既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剥削，又不至于杀鸡取卵。如果国家是这样对待老百姓的，那么在国家危难的时刻，我们又怎么好去苛责那些卑微的民众。一个国家的民众最好的生活绝不是依靠那些统治者的施舍，而是成为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如果做到了这一步，那么，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消灭这个国家的。而真做到这步的话，那么这必定是一个国富、民也富的国家，其实这才是根除“汉奸”最好的办法，这是唯一可以保证不出“汉奸”的办法，而不是依靠那些毫无意义的道德教训，因为人也是有良心的，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年头，谁会整天想着投靠异族呢？我之前就说过，只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没人会投靠异族的，但如果真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
第三节被阉割的智慧
这种十分扯淡的思想还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全体中国人的智慧都被阉割了，看看王世贞所说的东西，我当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我只是拿他来举例子，你说这种在道德上绕来绕去的东西有意思吗？你去看吧，网上那些成天在道德标准上绕来绕去的主，没几个是能干大事的，干大事的人就不会在这种问题上跟你绕。一旦中国人全盘接受这种思想以后，就剩不了多少智慧了。
明末农民战争便是中国人的智慧被阉割后的集中体现。那些农民军的首领，说穿了就是一批打江山的人，从李自成从军（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算起，直到清军入滇（顺治十五年，1658年）以前，这当中有30年的时间处于乱世，大体来说是两代人打江山的时间。前半截，也就是崇祯朝时，主要就是李自成、张献忠这批人，后半截，也就是南明时期，主要是李、张的子辈，还有一些明朝遗留下来的军阀，这批人是清军入关以后主要打江山的人，清朝的人我没算，因为那叫异族入侵，并非本族的人在打江山。在这两批人里面，水平最高的就是李自成了，其余的人根本及不上李自成的一根小手指头，南明的人我们到南明的时候再分析，就先看前半截，闹出比较大动静的就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我之前说过，明朝官军和农民军的战斗过程，就是一部存优除劣的机器，把那些差劲的都淘汰出局，剩下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最优秀的了，起码是最优秀的那一批。
但就这两人来看，张献忠根本无法和李自成同日而语。明末大臣马世奇对农民军曾发表过一段相当精辟的议论：“李自成和张献忠都犯有滔天之谋逆，但要解决张献忠容易，要解决李自成难。因为张献忠，是人们都害怕他；李自成，是人们都依附于他。其实也不是要依附于他，只是老百姓实在过得太苦啦。否则，农民军如何能击破各州县，各州县又如何心甘情愿地跟随农民军呢？”（《明季北略?卷十九》）马世奇好一句“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但要建立一个政权，究竟是要杀得民众都怕他更好，还是收复民心更重要？李自成是有机会建立政权的，他是有机会开创一个新的王朝的，张献忠则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好了，既然李自成代表着明末打江山的人中的最高水平，那李自成的水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所有打江山的人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
大体划分，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人属于第一梯队，代表着最高的水平，当然水平也是有高有低的，但大致上还是属于同一个梯队；项羽、窦建德、陈友谅等人差不多是第二梯队，如果不碰上第一梯队的人，他们是可以夺得江山的；第三梯队差不多就是张士诚这些人了。其实我们对张士诚这批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误解的，以为他们就是靠运气莫名其妙就发达了。其实怎么可能！元末农民战争中的三大集团就是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要成为一位普通将领，靠运气是足够了，但要成为一方诸侯，需要很高明的手段，只是张士诚太倒霉了，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强大光芒下，他的才干都被掩盖掉了。一般来说，一个乱世总会有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人，所以第三梯队的人在明末以前从没获得过取得江山的机会。
李自成的水平属于第三梯队。不一定光看这些个领袖，看他们手下的文官武将也能知道个大概。除三国以外，专制史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的三个团队，其手下的文臣武将也为人所熟悉。再看李自成手下的，两位权将军是刘宗敏、田见秀，文官中比较有名的是牛金星、宋献策、李岩，历史上是否有李岩待定，如果有的话，也就算过得去，但就整个团队而言，把他跟刘邦等人的团队一比较，高低一目了然。
当然，这当中的划分是否有点成王败寇的意味在里面，那得分是什么人在看问题。除了看这个结果以外，还要看这批人在打江山的时候都做了点什么，这些事情表明了他们处于哪个梯队的。十六国时的后赵建立者石勒曾言：“我如果撞上了刘邦，自当对其称臣，和韩信、彭越等人并肩；但若是碰上了刘秀，则当与他并驾齐驱，到时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从结果来看，刘邦和刘秀都是取得江山的人，但石勒的意思很清楚，刘邦是第一梯队的，他和刘秀都是第二梯队的，刘秀之所以拿了江山，除了他自己的能耐，主要是没有更强的对手，这至少能够说明很多人不光是成王败寇地看问题。我也这么看，刘邦和刘秀当然是有血缘关系的，但就两个生命个体而言，如果处于同一个时代，刘秀是弄不过刘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