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末世之兆
农民军跨过黄河以后，立刻分兵，四处奔逃，把明王朝的腹地搅得一团糟，明廷只能再次组织兵力围剿。然而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还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剿已经无法应对现有的局面了，当时农民军活动最频繁的区域有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设立五省总督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其实在此之前河南的乡绅已经有过类似的建议，但崇祯不舍得下放权力，只能作罢，渑池渡以后，任谁都知道数省联剿才是办法。
最适合担任五省总督的莫过于洪承畴了，但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崇祯最后选择了陈奇瑜。老实说，陈奇瑜还算能干，名气不输洪承畴，也砍杀了不少农民军的首领，但到底不如洪承畴老辣，差不多是第二候选人。
崇祯七年初，正式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专一剿贼。农民军在上半年窜得很有水平，带着官军逛了几个省。陈老总接任后十分卖力，急檄各路大军南下河南、湖广，到底是二号候选人，打得还真不错，农民军主力纷纷退入陕西，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具体位置在汉南。
六月，农民军在转移的时候，进入了车厢峡。车厢峡是一块死地，正如其名，峡谷两边高山耸立，只有一进一出两个口在两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官军堵住了出口，农民军插翅难飞。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应该都被围进去了，此时的李自成尽管还没有“盟主”的地位，但也算是一位重要的首领了。时逢黄梅天，阴雨不绝近月，农民军“弩解刀蚀，衣甲浸，马蹄穿，”再次陷入了绝境。
老套路，诈降。李自成带着金银财宝，把陈奇瑜属下的各路将官都贿赂到了。陈奇瑜也想立这盖世奇功，约定八月招抚。遂上报朝廷，崇祯批准了这一方案。
农民军走出了栈道，拿免死票，准许回家，每一百人派一人监视，一路之上还供着吃喝。途中，农民军跟护送的士兵勾肩搭背、喝酒吃肉、称兄道弟，监视也渐渐放松了，农民军重新拿回了武器装备。
途径宝鸡，再次反叛，当即攻克七县，车厢峡围困战重蹈了渑池渡的覆辙。陈奇瑜是肯定被推出来承担罪责了，洪承畴接替，又碰到了西宁兵变，只能赶去处理，等再回到陕西的时候，农民军早已出走，奔入陕西、湖广、河南等地，日后主力又尽集河南。
对于此事，历朝的史学家几乎众口一词，批评陈奇瑜的错误做法，认为他应该拒绝招降，继续围困，尽力剿杀，这样明王朝就能避免灭亡的命运了。应该说，前半句对一半，陈奇瑜的确需要负一定的责任，但绝非全责，后面半句纯粹扯淡。
我说过，别老是想应该怎样才能将农民军剿杀干净，你必须要知道这帮人怎么就起来了。你以为造反很容易呀？你造一个我看看，量你也没这个胆，那你把中国的房价给降下来，这比造反容易多了吧，你去呀！
要知道，不论是谁做事，必定会有失误，有些大、有些小，小失误，无伤大雅，大失误，就要看对方的水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明王朝有再小的失误都能造成很严重的结果，这就不是失误本身的问题了。
儒、释这两把大阉刀，早就把中国老百姓的容忍力推到了极限，若非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哪来的这么多人把脑袋勒在裤腰带上，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时的中国大地上遍地都是火星，农民军每到一处，火势就能烧得更旺，官军则纷纷怯战，以屠戮百姓为能事。异族的屠杀能够引起我们的愤怒，然而同族间的残杀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吗？
此时的明王朝正是江河日下，剿灭义军绝不能依靠那一两支部队，而应该是一种体制，农民军每到一处都要碰壁，这样才能越剿越少，而现在的情况是每到一处势力就更大。明王朝正走在钢丝上，不掉下去那是你的水平，加上运气，掉下去是正常的。
我们看五省总督的两个候选人，第一位是洪承畴，第二位是陈奇瑜。陈奇瑜至少还是一位不错的人选，但失败了，不少人认为若是由洪承畴担任的话，或许能行。原来，王朝的命运是咸决于一人的，已经到了在第一位、第二位之间死抠的地步了。王朝的中前期，难道也是像这样在死抠平叛将领的人选吗？
不论农民军是诈降，还是诚心投降，反正都放下了武器，把身家性命交给了官军。投降后官军是以一监一百，够夸张的，可这不正说明官军的人数远不及农民军吗？都怪到陈奇瑜头上？那你出个主意，难不成还全宰了吗？别说是杀人了，能不能杀一百头散养的猪都成问题，杀一百只鸡也够你忙活一阵了，让你连续挥刀一百次也够呛。即使农民军都回到了家乡，也会重复杨鹤的结局。人家都放下了武器你都没办法解决，明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到了何等地步。
那不接受招抚又会如何？撇开此时后金军队再次破关南下的影响不谈，整个官场也都倾向于招抚，崇祯都批准了。一个都不许降，那不又得一个个砍过去吗？而且困兽犹斗，谁敢肯定农民军断无冲出车厢峡的可能。这么说吧，诈降出车厢峡是第一方案，所付出的代价最小，死拼出去是第二方案，代价就大，农民军舍劣而取优罢了。现实中的情况是农民军用成了第一套方案，那么采用第二套方案一定会失败吗？这么做既然失败了，那么做的话大概就能成功了，批判陈奇瑜接受招抚的人，就是中了这种障眼法。大厦将倾，岂是陈奇瑜，亦或是洪承畴独木可支的？
冲出包围网的农民军继续高歌凯进，于第二年的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节，杀入了明王朝的中都凤阳，焚皇陵、烧官府，借用凤阳宫殿，自号“古元真龙皇帝”。凤阳名为都，但实在无法跟国都北京和陪都南京相比，出于风水的考虑，甚至连城墙也没有，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皇帝埋葬于此，只不过是因为朱元璋祖上居于此地，他当上皇帝后，把他的祖宗都封了皇帝，埋葬于此。尽管如此，凤阳仍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义军此举无异于挖了他老朱家的祖坟，故而举朝震惊，连皇帝在内尽皆素服。我没什么可多说的，只有四个字：
末世之兆！
另外后金军在此时也已破关，明廷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兵力一时间又铺不开了，招抚至少能有一时的太平，所以“抚派”才在一时抬头。
第四节入口之战
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和诸贝勒商议定再次千里奔袭入关，远征明国，不久统军西行，由于此次攻伐多在长城入口一带进行，故又称入口之战。具体的地点是在宣府、大同，皇太极之所以选在这里，原因有二：
其一，林丹汗西遁，下落不明，山西之地，较京城靠西，方便打听消息，若遇有察哈尔的归降者，也方便接收。
其二，尝试攻打宣、大。宣府、大同是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咽喉之地，其战略价值原来是不亚于辽西走廊的。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之东便是华北平原、京畿地区，当中有一条呈南北方向走势的太行山脉，如同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山西、河北一划为二，故而这两个高级地方政区几千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有名称上的变化。若从山西大规模进兵华北，翻太行山，那是嫌打仗太轻松，替自己找罪受，所以只有绕行。山西最北、长城以南有大同盆地，为了保住这块平原，各朝都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筑城池，大同城便是大同盆地最为重要的城池，只要大同城不丢，即使盆地上的其他城池都丢了也不要紧，也还有反扑的可能，游牧骑兵不论往哪个方向奔驰，都有后路被截之忧。从大同盆地往东可以从北面绕过太行山，有一狭长地带可通京城，当中最重要的隘口便是宣府，宣府距京城仅三百余里，再往东便只有居庸关一险可守。
因而大同—宣府—居庸关防线，如同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一样，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通道，谁拿在手里，谁就握有了主动权。也就是说，若要防备东北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入侵，辽西走廊断不能失，若要防备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宣、大万不能丢。这种地方是王朝的命根子，别说被别人拿去了，哪怕敌人打一下，都能疼半天。
当年的蒙古苍狼就是从这条通道杀入金朝的北京，日后李自成进京，其主力部队打的也是这一线。刘邦跟匈奴人打仗主要也在这块地方，白登山便在大同以东五公里处。以后多尔衮率兵入主中原，也吃够了大同的苦头。
只是此时的蒙古人早已被阉割，宣大防线的战略地位才下降，其坚固程度也远不及宁锦，经常会抽调此处的兵力支援辽西防线。但这条通道本身的战略价值并没有降低，皇太极想要的是入关通道，从宣、大进京虽然比不上从辽西进京方便，但好赖也是条通道，况且蒙古人已基本降服，值得一试。
跟己巳之变不同，此时的皇太极并没有抱着必下大同的心态出征，而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尝试一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上哪儿抢不是抢啊，不如就选在这里。能打下来最好，不能打下来也要完成劫掠财富、消耗明朝实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