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二十一日,辽东经略杨镐率文武官员在辽阳演武场誓师征讨努尔哈赤，斩临阵脱逃的指挥白云龙祭旗。但是在祭祀屠牛的时候闹出了一点笑话，大概那天的刀不太锋利，牛皮也比较厚，加上宰牛的人手脚不够麻利，结果“三割而始短”，估计那天牛叫得可惨。原计划大会结束后，立刻兵分四路出发，号称47万，实际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说法并不统一，我估计是不到10万人，但应在八万以上，加上朝鲜和叶赫的应该差不多10万了。四路大军分别是：
西路：总兵杜松统领，取道抚顺，估计兵力4万，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这一路是主力。
东路：任命总兵刘綎为主将，从宽甸出击，约1万兵马，并合朝鲜兵一万三千人，共计2万余人，绕道赫图阿拉东面，这一路较为主要。
北路：由总兵马林指挥，从靖安堡出，经开原、铁岭，从北面进攻，2万人，并有叶赫相助的2千兵马。
南路：为李如柏所辖，由清河经鸦鹘关出边，共两万余人，从南打。
杜松、刘綎，这两个人出身行伍世家，都是立过不少军功的。杜松乃名将之子，勇健绝伦，而且久经战场，据说是遍体凌伤，后调到东北，这个人努尔哈赤见了是有点发憷的：“酋素畏杜，称曰太师”。刘綎是在西南剿土司剿出名的，据说他使一口一百二十斤的大刀，马上轮转如飞，来往轻于舞蝶，所以又称“刘大刀”，虽然肯定有夸张，不过其勇武也可想而知，但这个人绝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只会逞匹夫之勇，他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不能因为最后战败就把这两个人说得一文不值，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当时万里挑一的将才。
马林是名将马芳之子，不过自己却没怎么打过仗。李如柏则完全是膏粱子弟，“官二代”，其父正是“二百年来未有”的李成梁，其兄正是指挥过宁夏平啺葜酆驮谷罩鄄⑷〉檬だ睦钊缢桑约涸蚴敲刻旌染瞥匀狻⒆砩嗡馈２还词撬穆反缶形ㄒ徽胶蠡够钭诺耐乘В部杉钍霞易搴团嘀渌挡磺濉⒌啦幻鞯墓叵怠�
努尔哈赤同样也是厉兵秣马，积极备战，后金兵制乃是努尔哈赤所创的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从女真早期的穆昆塔坦制发展而来的，初仅设四旗，以黄、白、红、蓝（或黑）四色区分，应该在1615年分为八旗。颜色还是四种，同种颜色分为两旗，原以画龙和不画龙区分，后来以镶边和不镶边区分，黄、白、蓝（或黑）旗镶红边，红旗当然不能镶红边，否则这颜色就一塌糊涂了，红旗镶白边。黄、白、红、蓝（或黑）四色，分正、镶，共计八旗。
八旗的基本单位是牛录，三百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为一固山，设固山额真一人。在这个时候，一个固山就是一旗（日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以后再解释）。算算，一个甲喇是一千五百人，一个旗（固山）是七千五百人，八个旗，正好是六万人，估计这个时候应该还少点，因为叶赫还没有完全拿下。
可实际上的人数划分可没有这么准，小一点的牛录只有一百来人，甚至几十人，而大一点的牛录则有五、六百人。主要是因为努尔哈赤起兵初期各个部落归来，以当时努尔哈赤的权威，还不足以触动这些酋长们的利益，打破各部落之间的隔阂，也就无法混编，只能整个编为牛录，要到皇太极时代才真正做到牛录的平均划一。甲喇和固山也是，大的甲喇有十几个牛录，小一点的固山也只有十几个牛录。所以之前对人数的叙述所指的应该是一个平均数，在总人数上是差不多的。
后来，每个牛录的人数从初建时期的平均三百人过渡到两百人。换而言之，清朝入关前的后期八旗总人数变化不大，但是牛录数量却大大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固山额真并不是旗主，他们只管理旗内普通的政务和军务，是“总经理”而非“董事长”，有“使用权”而无“产权”。旗主才是旗内的最高领导，正如其名，是能操旗内所有官民生死赏罚大权的真正主人，跟旗内的属人有明确的君臣关系。这些旗主全部由皇族担任，也就是说都是姓爱新觉罗的。由于固山额真也可以翻译成旗主的意思，所以很多人经常搞错，因而也有学者将旗主翻译为“主旗贝勒”或者“主旗亲王”，以示区别。不过下文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叫法。
八旗制度不仅是后金的兵制，还是一种经济制度、户籍制度。全体满洲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也就是说不打仗的时候在家里务农休整、建造兵器、管理家务，而一旦出征，则带着战马、兵器，集中起来，一起出征。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前面我说的“每牛录三百人”，这三百人我认为指的应该是兵，八旗兵制：十五岁到六十岁的健壮男子为丁，每三丁抽一人为兵，其余的丁则从事政务和农务。这个好理解，总不能都冲出去吧！剩下的就全都是汉族奴隶了，万一碰到奴隶暴动什么的，赶回来都来不及，总得留下一些人管理普通的事务。
除了兵以外，还有没有抽取为兵的壮丁，还有这些兵、丁的家属，也都存在于牛录之中。出征的将士们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来，这些战利品包括真金白银、牛马牲畜、生活物资，和大量的汉族俘虏，这些俘虏自然是拿去当奴隶。这些战利品先是以旗（固山）为单位共分，再由固山分到甲喇，最后分到牛录，每个牛录治内的人一般都能分到。一般来说，汉人对打仗相当厌恶，有无数描写战争和军旅生涯的诗句，都充满着悲伤之情。而八旗制度下的满人听说打仗可是如同过年一般，兴高采烈、热热闹闹的：“去吧，好好干！多抢点东西回来！”打仗就像要发工资一样开心。工资的性质跟“大姨妈”一样：每个月都会来，很正常，也习惯，但只要有一个月不来，你就傻了眼！所以八旗制度下的满洲百姓最苦恼的事情就是没仗可打，毕竟抢劫得来的东西快啊！正如恩格斯所说：“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
不仅如此，不论是开垦荒地、种植打粮、分配土地，还是建造兵器、豢养战马，也都是以牛录为单位，由牛录额真进行管理。如果要打仗了，出兵的人数则同样是以摊派为原则：先摊派到各旗（固山），再摊派到甲喇，再摊派到牛录。因而说牛录是八旗制度的基本单位。
平时牛录中的属人如果有纠纷，也需要牛录额真进行调节和裁决。牛录额真执法的公正性又由甲喇额真判定，最终拍板的则是旗主。因此八旗制度又是司法制度。
总之，八旗制度是满人的根本制度，从军事、民政、财政、土地、经济、户籍、司法，方方面面渗透到满族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样，所有的满人又必须在旗内，不得外逃。换句话说，当时（努尔哈赤吞并叶赫以后）只要是个满人，不论男女老幼，就一定是某一个旗内的属民，所以清朝人又将满人称为旗人。
这种兵农合一的管理制度，已经摆脱满族早期以氏族为单位，这种较为原始的管理形式，转而进入阶级社会。并且从原来分散的各个部落，零星的军队发展成为这种严密的、统一的管理方法，这种统治方法又大大加强了八旗兵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