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兄弟阋墙》（完）

他就是胤祯原来的副手，前北路军统帅延信。

平定西藏后，战功赫赫的延信自然得到了朝廷通令嘉奖，其爵位也由三等奉国将军大幅度越级提升为辅国公，进入了帝国公爵行列。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老皇帝颇为不快，由于包括策旺诺尔布和罗布藏丹津在内的几位驻藏王公大臣每天争斗不休，被吵烦了的康熙于是打算让延信和噶尔弼，这两位南北路清军的主帅返回西藏再次牵头，以压服各方越来越难以克制的鸡冻情绪。

但没想到，延信推说自己有病就是不去，老皇帝没办法，只好让他回来休养。而噶尔弼的表演则更加拙劣，接到旨意时他本来身体好好的，但一路磨磨蹭蹭，总算挪到了汉藏分界的泸定桥，然后又突然宣布自己生病，再也不肯向前一步。这就有点儿过分了，人家延信可是皇帝的堂侄子，你一个小小旗人，也不问问自己算哪根葱？

于是，噶尔弼的顶头上司年羹尧自然有理由严格执法，他调查清楚，马上把此事捅给了康熙，心情很受伤的老皇帝大怒，下令将这个倒霉蛋就地免职，然后押解京师准备走个审判程序后处死。

军区司令级别的延信和噶尔弼尚且有这样的畏难情绪，由此可见，那年头的援藏工作，该有多么难开展啊！再联想到，西宁的条件尽管比拉萨要好一些，可号称金枝玉叶的大将军王竟能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多，这几个人的思想境界，似乎高下立判。

辅国公延信还赖在家里泡病号，但此时，新皇帝出于我们都明白的考虑，再次将其爵位大幅度越级提升为贝子——这已经与大将军王平级了。雍正随即下旨，把这个同族兄弟从病床上拉起来，塞进开往甘州的火车——错了，是马车——立刻办理“摄抚远大将军事”的交接手续。

就这样，延信来到甘州，接管了抚远大将军的大印和总司令部，以及胤祯留下的那一大批军队。由于将领中的大多数，原来都在延信手下干过，老上级来了自然好说话，代理大将军赌咒发誓连哄带骗一番安抚之下，胤祯的部下们很快都安静下来，让一直忐忑不安的新皇帝大大舒了一口气。

尽管来时不情不愿，但这位新贝子却对局势洞若观火，并很快选好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队伍来站。据说临行之前，他收到了新皇帝的一道密旨，上面写着：

“你抵达后，将大将军王所有奏折、所有朱批谕旨及伊之家信全部收缴封固后奏送。如果将军要亲自带来，你从速开列缘由，在伊家信带至京城前密奏。你若手软疏怠，检阅奏文后，并不全部交来，朕就生你的气了。若在路上遇见大将军，勿将此谕稍有泄露。”

这封信读起来，颇让人觉得有些做贼心虚的味道。而无巧不巧的是，从京城赶往甘州的延信与从甘州赶往京城的胤祯，竟然真的在路上相遇了。面对自己曾经的上司以及同一个锅里吃过饭的战友，延信的表现可以说相当的不地道——他狠下心来虚与委蛇，没向这位堂兄弟透露一丝半点儿口风。不仅如此，延信还将从对方处探听到的情况加急密奏给皇帝，让事后才得知真相的胤祯好不郁闷。

延信新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建议同样新上任的皇帝从西藏全面撤军！后世研究者认为，他的理由其实很充分：一是西藏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准噶尔对西藏的威胁也已经基本解除；二是尽管驻藏清军只有三千兵力，但即使这点儿人马的后勤供应，朝廷和西藏也已经负担不起了，不仅要“运米于数千里之外”，而且“钱粮耗费亦多”，如果在当地解决的话，又要加重已捉衿见肘的西藏的负担。三是驻藏清军尽管人数不多，但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分成好几个派系争斗不休，延信认为“不定妄生事端”。

其实，延信的这个建议与清军后勤大总管年羹尧不谋而合。此前在康熙六十一年，被驻军供应问题搞得苦不堪言的年总督就上奏皇帝，请求从西藏全面撤军，结果被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王公大臣们一通猛批，大家七嘴八舌表示“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尽管康熙并没有追究年的责任，但撤军之事最后也不了了之。

新皇登基以后，延信又旧事重提，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专门拉来已经调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一起上奏。既然两位西藏问题专家都这么说，对涉藏问题没什么经验的雍正便同意了，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三月开始，清朝驻军全面撤离西藏，仅仅在川藏门户昌都保留了一千人左右的小部队。

也就是说，现在不仅仅青海，就连西藏的防务也已经空虚了。

罗布藏丹津此时一定觉得，皇天不负苦心人，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但蒙古亲王同时也清楚，仅凭自己的力量去挑战那个庞然大物，胜算无疑相当微弱，为此他必须尽可能地寻找盟友，而最合适和最强有力的外援，无疑就是清王朝的死敌——两年之前罗布藏丹津亲自从西藏赶走的准噶尔人。

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尔虞我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