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这位尴尬的老活佛不得不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强打起精神，第三次为所谓的“六世达赖喇嘛”授戒——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的合法地位，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达赖而非七世达赖，这就意味着皇帝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于是，按照朝廷这种掩耳盗铃的官方说法，新册封的达赖噶桑嘉措，其实与那个伪达赖仓央嘉措毫无关系。

至于真正的“伪达赖”，也就是拉藏汗所立的那位“六世达赖喇嘛”益希嘉措，他在药王山上被准噶尔人关了两年多后，终于被清军释放。但益希嘉措并没有获得自由，延信等人奉旨将他押送京师等待皇帝发落。据说临别之时，益希嘉措忠厚的师父五世班禅，送给这个早已无依无靠的弟子许多沿途需要的生活物品，并祝他一路平安。抵达北京后，益希嘉措又被送往热河也就是今天的承德监禁起来，并且很可能于公元1725年死在那里。

节前发完，预祝节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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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战神的黄昏》（完）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农历十一月，西藏临时军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准噶尔占领期间有帮助敌人行为的藏奸们进行正式审判。延信与噶尔弼最后宣布审判结果，包括准噶尔扶持的西藏傀儡政权首脑达孜巴、追随准噶尔侵略者的两名前噶伦、以及背叛主人的一个拉藏汗旧部等共七人被判处死刑。

其中，关于傀儡第司达孜巴的死刑判决引起了许多争议。尽管传教士说他出卖了拉藏汗的儿子苏尔扎和前第司达贡扎西，但根据藏族史料记载，此人在朝野的风评都颇为不错，人们都说他是个好人，比如藏史《噶伦传》就赞誉道：“他是一位善良诚实、坚定沉着、行为高尚、对僧俗百姓慈仁善行的人。”

达孜巴在担任准噶尔傀儡期间，似乎并没做多少坏事，尤其是，他曾帮助过颇罗鼎等许多拉藏汗的旧臣，还保护了不少寺院。而当南路清军杀来后，他又率先迎降，并下令撤回了那曲前线协助大策零作战的伪军，颇有些曲线救国的味道。因此包括七世达赖喇嘛、五世班禅和颇罗鼎在内的多位藏族显要，都纷纷替达孜巴向延信和噶尔弼求情，希望能免他一死，但均被两位将军以皇帝圣旨难违为由拒绝。

于是，在军政府的监督下，以达孜巴为首的被判处死刑的七人，被带到拉萨河堤岸背后处死，达孜巴之子和一批被抓获的准噶尔僧人则被解赴内地问罪，他们的具体结局不详。

延信为首的西藏临时军政府在拉萨待了两个来月，一直执政到康熙六十年也就是公元1721年春天，随后宣布解散，让位于皇帝下令组建的正式的西藏地方政府。该政府尊七世达赖喇嘛为虚君，实际权力掌握在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三位藏族噶伦手中，后来又增补了札尔鼐和颇罗鼐两名噶伦，这五人都是驱逐准噶尔战争中藏人表现最为卓著者。

西藏的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平定西藏的总设计师，被后世评价为“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的爱新觉罗.玄烨皇帝猝死于北京西郊畅春园的清溪书屋，享年六十九年，死因至今是谜。

对于这位老人波澜壮阔的一生，在他身边长达二十五年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JoachimBouvet——其汉语名字为“白晋”——这样评价道：“具备天下所有人的优点，在全世界的君王中，康熙皇帝应列为第一等的英主。”

两年前结束的驱逐准噶尔之战，成了这位一代雄主生命中的最后一场大战。当年，收到战争胜利的消息后，老皇帝高兴之余，亲笔写下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纪盛烈，昭垂万世”。四年之后，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将文章颁布并下旨在拉萨刻成碑文，这就是著名的“御制平定西藏碑”，该碑至今保存在布达拉宫广场上，成为那场战争的不朽见证。

这篇碑文中有“爰记斯文，立石西藏”之语，人们认为，此为“西藏”这个名词正式为清朝官方所承认。而此前，尽管清廷多次使用过该词，比如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年四世班禅圆寂之后，记载皇帝日常言行的实录中便有“西藏班禅胡土克图故，遣官致祭”之语，但这里的“西藏”其实指的是班禅驻锡的“藏”（又称‘后藏’，也就是今天的日喀则，与‘卫’也就是今天的拉萨和山南地区相对应），当时的人们更多是用“吐蕃”的变音“土伯特”来称呼那片广袤的土地。

最后，也许有人还要问，不对啊，前面不是说为了争取青海和硕特蒙古的支持，康熙已经把拉藏汗原来的领地许给他们了吗？怎么后来的西藏地方政府里，既没有罗布藏丹津也没有察罕丹津呀？难道金口玉言的皇帝真地变卦了？还是康熙的继任者雍正翻脸不认帐了？

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也许可能大概差不多……，笔者以后会在标题同样长长的【盛世里的雪域战争】之二《苍狼白鹿——罗布藏丹津之变，黄金家族的最后哀鸣》里，进行详细叙述。

前提当然是，如果有时间写的话。

（本文至此结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节后视情况决定是否加写篇后记，重点说说这场战争的意义以及文中人物们最后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