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领们立即向大后方的皇帝报捷，康熙果然喜出望外，把他们大大夸奖了一翻：“疏入，上深嘉其勇。”

但事后证明，这种表面的败退显然是准噶尔人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诱使清军深入人烟稀少、补给困难的那曲荒原。等到疲惫不堪的两支清军终于汇合后，当年曾西破哈萨克、北击俄罗斯的盖世名将策凌敦多布再次发挥了他出神入化的战争艺术，他悄悄率部队在哈喇乌苏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举将清军包了饺子：

“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身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更加详细，按照他们的说法，准噶尔人先是主动诱敌深入，然后迅速切断了清军的后勤，

“对中国人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色楞的供给线路过于延长，最后，当他意识到已深入到准噶尔人腹地时，他在拉萨以北的年楚河岸边停了下来。这是他可以得到新供应品的第一个地方。色楞感到处境危险，他请求增援。他的士兵们躲藏在匆忙建成的石制防御工事里，等待着额伦特派出的援兵。”

传教士继续写道：“尽管沿途有准噶尔人的骚扰，但满族指挥官额伦特还是抵达了年楚河增援了色楞的军队。中国人由于长途行军疲备不堪而疏忽，再加上两个指挥官之间令人诧异的不合作，使准噶尔人在一片混乱中出奇制胜。”

根据有关史料，当两支清军最后终于在藏北无人区会合的时候，他们总共只剩下两千来人了，而且很快就要弹尽粮绝。但即使这样，如果迅速后撤到人烟相对稠密的地方，有了饭吃的清军仍有突围的希望。

可是就在这时候，灰头土脸却不甘心的色楞竟然又一次给皇帝上疏，坚持要继续前进，而从后来清朝官方的记载来看，皇帝认为“所奏甚是”，只是康熙的意见已经永远无法传达到前线了。

面对钦差侍卫的强势要求，主将又一次妥协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清军就这样主动放弃了最后一丝生机。

《三、人血染红的黑河》（完）

《清史稿》将额伦特等人的最后时刻描写得波澜壮阔，其英勇惨烈看得人热血沸腾，进而激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于阵。”

尽管当时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在此前清军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比如乌兰布通之战等，双方也已经大量使用了火炮和火绳枪等热兵器，但从有关记载来看，这场战争中无论清军还是准噶尔人的武器仍然以冷兵器为主，不外乎传统的刀矛弓箭之类。

额伦特死后可谓备极哀荣。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他的遗体被迎回京师，“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汉语称‘轻车都尉’），赐祭葬，谥忠勇。”

现在的再回顾这位清军主将，尽管他最后败死沙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具有相当出色的军事才能，如果清军当初按他的思路打好基础谨慎进军，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除此之外，我们翻阅清朝史书，会发现额伦特还有两大优点，一是勇敢，一是廉洁。对于前者，本文说的已经够多；关于后者，《清史稿》写道：“额伦特与川陕总督音泰皆自行伍中为上所识拔。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只可惜，勇猛的道德模范并不一定就是常胜将军，即使从当年被传为佳话的“家贫不能还京”事迹，我们也能看出这位将军似乎有些做事一根筋，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也许是从小养成的对皇家的敬畏感，他对代表皇帝来指手画脚的钦差过于尊重，最后彻底把自己的手脚捆成了死结。我们想想看，如果色楞这号侍卫敢在后来的年大将军军中如此嚣张，脑袋恐怕不知道掉了多少回了。

根据《清史稿》的说法，清军另一名主要将领、那位“自具鞍马从军”的四川提督康泰，他带着儿子一起上了战场，最后双双在哈喇乌苏壮烈战死——“从额伦特入藏，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

但这个家族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康泰的弟弟、陕西凉州总兵康海此次也在军中，最后与兄长、侄儿一起死难，“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康氏兄弟二人死后都被朝廷隆重表彰，康泰“赠都督同知，谥壮能”，而康海则“赠世职拖沙喇哈番（汉语称为‘外所千总’）”，哥俩也算死得其所。

可是，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按照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这支清军的死亡方式远没有那么风光，甚至显得相当窝囊——他们先是被敌人团团包围后饿得死去活来，不得不靠吃人肉来苟延残喘，最后实在受不了，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但等待他们的结局却更加悲惨，残忍的敌人像对待牲畜一样，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砍掉了脑袋：

“中国人很快地被包围了，被围困在毫无实用价值的堡垒中。他们不得不以驮物的牲畜充饥，甚至吃掉同伴的尸首。

“一个月之后，这支四面楚歌的额伦特军队终于檄械投降。当几千名憔悴、消瘦的中国囚犯挤缩在围栏中时，他们受到蒙古人有组织的大屠杀。

“没有一个人生还，来向皇帝述说这一惨案……”

而清朝的非官方史料透露出的相关信息也和《清史稿》大相径庭，反而与传教士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比如在一本名为《西藏志》的书中写道：

“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粮饷，军中食尽，将士枵腹，至哈拉乌素为贼所困，全军饿斃。”

也就是说，清军多数都是饿死的，根本没有壮烈的一战，康熙雍正朝大力宣扬的烈士事迹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西藏志》成书于清早期，作者已不可考，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四川按察使和宁在成都偶然得到此书，随即下令刻印出版。它是一本关于当时西藏史地民俗的全面记录，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向为学术界所公认，今天的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还保存着一套乾隆时的抄本，共两册四卷。

对于四川提督康泰的结局，《西藏志》也有不同说法——此人并非像《清史稿》所描写的那样壮烈战死，而是被敌人诱骗后结果了性命：

“其提督康泰至拉里之西，为贼僧黑喇嘛诱杀。”

就这样，包括从一品的将军额伦特、从一品的提督（或者说前提督）康泰以及正二品的总兵康海在内，数千人的清朝远征军被准噶尔人杀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死亡率达100%！这在清朝开国以来的战史上前所未有，可这场悲剧究竟该由谁负责，是进退失据当断不断的额伦特？是不听指挥轻敌冒动的色楞？还是他们身后那个盲目乐观的皇帝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