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晨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刚开门进了屋，姚父就从房间里走出来了，说：“咦，不是说晚上不回来了么？吵架啦？”

“爸你就别管我了！”姚晨嘟囔着回了自己房间。

行李还好好地放在地上，刚刚出门走得急，连给方琳买的礼物都忘记带给她了。

姚晨蹲在地上，把一些零食和衣服拿出来，用袋子装好搁在一边，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方琳哪来生这么大气，又想不知道哪天才能再约出来把这些东西给她了。

这么想着，她也不洗澡，就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这是她父母一直为她留的房间，不大，但是很温馨。她的床还是她第一次来瑞士时候那张单人床。也难为姚父姚母了，那时候他们几乎身无分文，所有积蓄都花在请律师为姚晨办签证和居留证上了，但是后来为了小姚晨能够健康发育，给她买的单人床价值上千，而他们自己睡的双人床也才两三百块钱。也因为床的质量太好，姚晨睡到了二十几岁都舍不得换，不仅床没有换过，房间里的家具和摆设也都是十几年如一日，就连那些娃娃，墙上贴的她儿时画的画都没有换过。

姚晨环顾着自己的房间，不可避免地想起了自己反叛不快乐的童年和少年。她觉得她跟她父母的关系很微妙，她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他们的爱，她也知道自己很爱他们，可是她却从来不会像个孩子一样去撒娇，更不会哭天闹地地跟家长去吵要买什么玩具什么衣服的。

在她十来岁的时候她就感觉到了自己父母在这个社会里的卑微：他们去参加她的家长会，可是从来不知道老师说了什么；他们把学校寄给家长的信当圣旨一样，可是他们需要姚晨自己读了告诉他们信上说了什么；学校里有同学生日的时候姚晨也会被邀请去吃饭，他们总是很紧张地花大价钱去帮姚晨买礼物，等到姚晨拿着礼物参加聚会的时候看到同学惊喜的笑容和同学父母尴尬的笑容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父母买的东西太过了，所以姚晨小小年纪就已经明白了什么叫过犹不及的尴尬；姚母很喜欢逛街，可是几乎从来舍不得花钱，可是每次回国她都是要把一家三口都用名牌装扮一番，还要在行李箱里塞满各种名牌，像个十足的暴发户似得穿梭于亲戚朋友中，而回国的时候行李箱里的真名牌已经被国内的假名牌和一堆不值钱的土特产代替了。

姚晨和父母一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是痛苦而又卑微的，但更多的是迷茫的。她同情父母和欧洲文化的格格不入，但是她又不能理解他们回国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信了的快乐和骄傲的谎言。

就是这样的迷茫，令的姚晨日益反叛。她高中毕业就搬出去住了。而且从那以后就不再问父母要一分钱，在银行做清洁工，在饭店当服务员，在华人旅行社当导游，在书报亭和服装店做营业员或者在机场做搬运工，所有学生能打的工她几乎都打了。

她的父亲每次看到女儿这么辛苦读书还要打工就一脸内疚，姚晨看在眼里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的疼却不知道怎么安慰，有时候爆发出来的反而是更加的反叛。

她第一次去方琳家，看到方市长和自己女儿吃早饭的时候心里无比感动，她从来不知道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可以是这么亲密没有间隔，她也在那一刻就认定方市长是个好人。因为父母的工作作息和平常人不同，他们一家很少一起在家吃饭，以至于她都忘了中国人的天伦之乐大多数是表现在一家人吃团圆饭上的。

姚晨的反叛情绪在她修完第一学士学位改修文学的时候开始平静下来。她主修中国文学和法语语言学，选修英国文学。在日内瓦大学文学系，她第一次接触了诸子百家，接触了中国历史，中国传统，中国现代社会学，也是从那时候起，她开始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存在。

有次她和同学一起做一个关于父母关系的课题，她的同学说：“中国人养儿都是为了防老，不是吗。”

她愣住了，她想起了自己父母在她面前战战兢兢卑微的样子。如果说中国人曾经养儿是为了防老，如今是为了能让亲戚朋友同事邻居从此闭嘴不再问“你们什么时候生啊”，那么中国人生孩子都是功利的。而她的父母生她养她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够卑微了，如今还要在自己女儿面前卑微，又因为自己的卑微而内疚。

后来她没有跟这个同学把课题做完，而是换了另外一个课题，因为她觉得有些问题问得她自己都心痛。

后来在她第一次出国做交换生的时候，她问她母亲为什么要生她。

她母亲说：“这有什么为什么的，你自然而然地来了，就把你生下来了。”

“那你们后悔吗？”

“为什么要后悔？今生有缘做母女，做一家人，那是福气。”那是姚晨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见“缘分”这么深奥的词。后来姚晨慢慢发现，其实父母不是没文化也不是不哲学，他们懂得很多道理，只是像很多人一样姚晨从来没有去注意过，又或者是他们自己从来不想让人注意而已。

无论如何，是夜，姚晨躺在自己儿时的单人床上，对自己说，如果要在瑞士常住的话，那得出去找房子了。

她始终是无法做个父母屋檐下的乖乖女的。

（中部完）

下

方琳回了家急匆匆地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内心深处的疼痛和焦急令得她按“开始”键的手是抖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