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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想到段小兵我就痛苦万分，心如刀割，甚至能感觉到肌肉无力的颤动。

那时，已经是六月了。

我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

变得像六月的天气，有点不能自己，开始神经质般地乱发脾气。

晚上失眠，白天就成了噩梦——头痛、烦躁、脆弱得要命，老想摔坏什么东西。

由于要毕业了，同学们经常推杯换盏，把肉涮得劈劈啪啪响。

每次聚在一起，气氛都很伤感，大家谈论着工作、出国和未来，有的甚至谈到了深圳、股市、外贸、开放等等。

我听着听着，就会扔下一句“一群傻子”，便扬长而去。

那段时间，和我有接触最多的，是那个骚扰女教授，被学校开除的张庆东。

张庆东和我一样，也是当地人。

他经常会来学校找我，也多次说我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代雄弼，说话不着边际，行为怪异，思路也匪夷所思，让人莫名其妙。

有一次，他陪我去银行取钱。

我前面是个老太婆，和窗口的服务员唠唠叨叨一大通，我心烦意乱，跑去另一窗口等候。

另一个窗口是位小姐在我前面，说是存一万块钱，可又不放心，大屁股一坐，占着窗口一张一张数，数一张，吐一口唾沫，那谨小慎微的样子，想必是钱来得不易。

我又回到原来的窗口。

那个老太婆走了，一个戴墨镜的小伙侯着，说是办什么卡。

办卡就是麻烦，出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填表，手续烦多，问一句填一下，我强行把存折递过去，那个漂亮的服务员却说，先生，请稍等，业务一笔一笔来。

我想我是疯了，真得疯了。

我就冲她就来了一句：坐台小姐都可以同时接俩，你也是坐台，为什么不可以？

那个漂亮的服务员被我噎得脸色铁青，当即毫无客气回敬我一句：流氓，怎么说话的这是？

张庆东凳子上坐着，一直目睹我来回换窗口的全过程。

他急忙过来拉了拉我的袖口，示意我克制。

待我取了钱，按了一下窗口的“不满意”键，气冲冲离开了银行。

张庆东快速跟了出来，问我：“老代，气性这么大了呢。”

我瞪他一眼。

他讨好般地笑了笑，说：“哟，取这么多，要买什么啊？”

“避丨孕丨套！”我没好气回答。

他目瞪口呆，盯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随后，他又陪我去了路边的水果摊买水果。

我问老板，苹果多少钱一斤。

一元！老板见生意来了，满脸堆着讨好的笑，扯个口袋，装了起来。

称了称，三斤。

我掏出钱，就要递给对方的瞬间，突然把手缩回来。

我拉着张庆东的手，掉头就走。

来到旁边那家水果摊，我价格也不问，抓起苹果就往袋里装，付完钱，我举着水果冲刚才那个老板裂嘴笑。

把她气的！

张庆东说，代主席，你怎么啦，不买就不买嘛，干嘛要气人家。

我说：我气她了？有吗？我气她了吗？

张庆东没有争辩，看我一眼，叹了口气，撇下我，径直走。

我追过去，拉他的手，不依不绕地说，我为什么就不能气他？为什么就不能？别人都可以气，怎么就不能气呢？

我嘟嘟囔囔了好几遍。

我对自己的这种言行毫无觉察，压根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甚至对张庆东说，这没什么不对呀，我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

更离谱的是，走了几步，我们还看见几个少年在抢着踢地上一个矿泉水瓶，不料，有个少年踢出了骨折。

我是一直在看他们踢的。

而且，我知道他们中肯定有某个人会出事的。

但我没过去提出警告，非但没警告，我还数起了数，数到二十时，有个少年的腿咔嚓一声，我突然放出爽朗的大笑声。

那以后，张庆东再也不来学校找我了。

张庆东对同学说我变了。

他说我思维变得混乱，成了一个言行怪异的人。

他还说言行怪异的男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神经质的男人，说神经质的男人是男人种类中最可怕的一种，也是大家最不敢接近的那种。

他甚至一语成谶，背地里给我取了个可笑的外号“孕妇”——敏感、多疑，随时都战战兢兢的，动作大了，怕流产，动作小了，又怕将来难产。

我还以为，神经质的男人就是那种搞艺术，披头长发，拎着吉他，在街上乱跑，边跑边高声弹唱“冬天里的一把火”的男人。

没想到我竟然能和“神经质”这三个很可怕的字眼沾上边。

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我像是梦呓一般喃喃自语着。

我在生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

本来，离毕业就没有多少时间，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是每个追梦人青涩岁月终结，大家都在为前程奔波，为未来撕杀。

听张庆东这么一说，他们都为我感到忧虑，甚至把我架去看医生。

医生说，这是毕业综合症，与考前综合症类似，不需要特别治疗，多休息，保持情绪稳定，等毕业了，适应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消除。

我当然知道，我得的并不是什么“毕业综合症”。

如果这真的是一种病，也肯定“失恋综合症”——我被段小兵抛弃了，可我还爱着段小兵，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到底，是段小兵把我性格中最恶劣的部分激发出来了。

我也不想这样。

如果你真的迷恋上一个人，你一定能够明了这种结束后，深入骨髓却又无能为力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