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起安，他的身体已经冰冷。

“怎么会这样？”

“哪样？你是说这血吗？”

我哽咽着点头。

“那都是我的血啊。哥，你知道吗，每一次我都会流血。可那只是疼，并不致命。后来我的心碎了，这血就再也止不住了。”

“傻弟弟。”我抱紧他，泪如泉涌。

“哥，你来了，真好，我以为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别瞎说，我就在你身边，永远都在你身边。”

“嗯，我知道了。”安调皮地笑了，“哥，咱们再来一次？”

“好。”我拼命地点头，向下吻去。

血雾再次弥漫，冰冷在我的怀抱中消失了，我双臂环绕，只触摸到自己的身体，还有虚空。

“安——安——”我惊恐地呼喊，“安，你在哪里？”

一个翻身，我从梦中惊醒，“你在哪里”的声音还在房间里回响。黑暗中，我坐起来靠在床头，双手环绕着蜷缩起来的小腿。黎明前的高速路上，偶尔会有一辆汽车经过。我聆听着刺耳的沙沙声，回忆着犹新的梦境，欲哭无泪。

我刚打开办公室的门，刘旭就跟了进来。

“头儿，脑袋找你，都来了两次了。”

一夜都没睡好，我在清晨打了个盹，上班迟到了半小时。

“他找我？有什么事？”

“不知道，可能又有新活儿了吧。”刘旭终于看见我的脸，“又没睡好？”

“昨晚喝多了。”我搪塞过去。

“哦，看你眼圈黑的。快去吧。”

半小时后，我和刘旭开车到了蓝旗营，从路口向左拐，进入了一个住宅小区。

“几号楼？”我打量着楼上的门牌。

刘旭看了看手里的资料，“三号楼二单元。”

我将车缓慢开进去，找到了三号楼。

“就是这儿，我们下车。”我关闭引擎，下了车。

刘旭跟在身后，问我，“被骗了多少？”

“二百多万吧。”

“哎，中国人民是有钱了，我倒是真想被骗一次，可惜啊，咱没钱啊。”

我侧过头，笑了，“你没钱，但是有色啊。”

“缺——德。”刘旭拉着长音说。

被害人是个年过六旬的老教授，如果不提及她的身份，极易被人看作一个普通的退休主妇。

整个骗局所有人都耳熟能详。事主接到电话公司的电话，说她有一个电话号码已经欠费三千多元，并提供了查询电话。事主拨打查询电话，被告知的确欠费。接线员怀疑事主的身份被人盗用，建议她报警，并热情地为她转接了报警电话。事主报了警，过了一会儿，一个自称刑警支队的人打来电话，说有人举报她在某个银行诈骗五十万元。

“我一听就懵了。”老人回想着当时的情景，万分沮丧。那个刑警告诉老人，可能是银行泄露了她的个人资料，导致她卷入了洗钱案件，要求她协助调查。然后刑警又将电话转接到“全国洗钱防治中心”，对方以涉案资金需冻结为由，要求事主将账户里的钱转到一个安全账号。

老人曾问为什么转账，对方解释说，是为了帮助她澄清洗钱的罪行，并且转入的账户是公丨安丨机关为调查案件特意设立的安全账户，钱款转入后由公丨安丨机关进行冻结，二十四小时后即可解冻。老人信以为真，随即在对方的遥控指挥下，进行了银行转账操作。两天后，老人才觉察出可能不对劲儿，到银行一查，所有存款已经不翼而飞。

我们安慰了老人，详细询问了整个过程，表示尽全力破案。

出了楼门，刘旭就说，“这种智商还是教授？要是没人懵她才冤呢。”

“少说风凉话。”我打断她。

刘旭做个鬼脸，不甘心，“头儿，你攒两百多万，得用多长时间啊？”

“下下辈子吧，如果不吃不喝。”

“就是啊，这算不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我停下来，看着她，“你是真不怕多事吧？打电话给所有人，半小时后在队里开会。”

案情很简单，午饭前我们就已经查清，老人的钱转到那个所谓的安全账户后，被迅速划转至五十三个不同的银行卡，截止到当天早晨十点，已经被提现八十二万元，提现地点均为成都。

电话、短信诈骗由来已久，作案人以地域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组成诈骗团伙，最早主要是福建帮和广东帮，近期随着台湾帮的加入，逐渐发展到境内外勾结。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大陆诈骗团伙纷纷从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台湾的诈骗团伙则转向东南亚一带，雇佣大陆无业人员以旅游签证的形式分散出境在境外设立窝点。

他们利用民众的恐惧、轻信与盲从心理，聘请专门的点子公司设计诈骗方法，针对不同受害群体量身定做，步步设套，花样不断翻新。

我私下对这套流程的设计者甚为佩服，我以为他们把人性研究得相当透彻，随便拎出一个，都可以作为商学院的案例。这么说并不为过，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现在的诈骗团伙呈现公司化、集团化管理的态势，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话务组、办卡组、转账组、取款组相互独立、相互分散，采用组长负责制，根据业绩进行分成。他们利用VOIP网络电话、批量自动群拨电话等高科技手段，操作的服务器和IP地址大多分布在境外，为打击犯罪增加了难度。

防范这类犯罪很简单，只要多个心眼，多想想为什么，就完全可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可偏偏经常就有人上当受骗，而且动辄被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侦破这类案件没有任何难度，所有的情况都可以迅速地查实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抓捕犯罪嫌疑人。除了取款的，其他人基本都在境外，这种案子，获得境外警方协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们能抓获的，大多是那些在国内ATM机上取款的人。即便是他们，也是狡兔三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只有在掌握最初的情况后迅速判断，果断出击，蹲坑守候，我们才有可能取得战果。

这些案子，让警方很头痛。抓获嫌犯，需要大量的警力，我们实在是力不从心。一般情况下，每年我们只是挑选几个案子办办，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愧对那些焦灼的民众。幸好有宣传口和治安口的同事，他们为了增强防范意识，进行了很多宣传工作，并建议银行增加汇款确认流程，这多少减轻了我们的负疚感。

对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我向来没什么兴趣。所以当脑袋给我布置任务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理由很充分，除了鹏的案子，我们手上还有几件都正在侦破当中。

“大家都忙啊，”脑袋吃定了似的看着我，“顶多三五天，你们就能回来。”他甩给我一支烟，“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成都那地儿可不错。”

我心中一动。我想起了夜里那恐怖的梦，离开北京几天吧，就算换换心情。

下午三点，除了刘旭，我们五个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两个半小时后，国航的波音757平稳地降落在双流国际机场。

成都警方派了一辆面包车到机场接我们。接机的人自称老洪，年龄和我相仿，他说接下来的几天，他负责协助我们的工作。

“辛苦你了。”我拍拍老洪的肩膀。春天的风迎面吹来，我的心里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