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天，他碰到了个硬茬。一个叫曹倩的比我低一级的女生（她因为自己的名字而闻名——基本上所有的男生都把她的名字倒过来读），因为在头发的末端稍稍卷了一下（那时那款发型很有名，俗称‘柯香头’），被“歪脖柳”抓个正着。据说头发飘落的一刹那，她的眼泪在眼圈打转，愣是没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曹倩。和我们一样目瞪口呆的，还有手拿剪刀的“歪脖柳”——曹倩理了个极短的板寸，即便是男生，也不敢留这个发型。

“你——你——”“歪脖柳”气得说不出话来。

“柳主任，真不好意思啊，”曹倩倒是很大方，“我本来是想按照您的要求修理头发的，可那个理发师手艺真不怎么样，我昨晚把他骂个狗血喷头。”

“歪脖柳”干瞪着眼，说不出话。

“主任，您可别上火啊，”曹倩一脸真诚，“如果你看不过眼，觉得有碍观瞻，昨天剪掉的头发还在吗？你可以给我接上啊。”

我们终于忍不住，哄笑起来。

她一抬头看到了我，眉头一挑，大声说，“寒栢，我要做你的女朋友。”她伸出右臂，显然是希望我挎住。

在“歪脖柳”面前说这句话，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的目光在她和“歪脖柳”之间转来转去，冷汗直冒，不敢轻易接腔。

“寒栢，别以为你的那些事我不知道。”

“收到。”我迈出一大步，我们的胳膊缠在一起。

“给他一大哄啊。”周围的学生哄闹起来，我们迈着方步，走进学校，只是不知道那个“他”字，指的是我，还是“歪脖柳”。

当然，那个时期和我有过故事的人，绝不仅仅是曹倩一人。初一时有个叫白雪的黑黑的女孩儿，经常缠着我谈论南美足球；初三时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同桌，经常给我摘录一些类似《四季歌》、《海滨之歌》等日本歌曲的歌词；最直接的当属高一时的一个同学，因为我们去虎峪游玩，我为了保护她而“抱”了她一下，就捕获了她的芳心。

前面的两个，我是不懂；后一个我直接拒绝了。

我无暇顾及这些问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去考虑。

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应该怎么活着？

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所谓国家干部，就是无论内心的想法有多么龌龊、肮脏，在外人面前一定会道貌岸然、在子女面前一定会保持光辉形象。他们安排、设计着我的一切，教导我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根本不在意、甚而不理解我的真实需求，就好像对真实的世界我会永远视而不见。

反叛的萌芽就这样诞生了，继而是彷徨和思索。

我利用一切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好在父母从来不控制我读书。历史、文学、哲学、政治，我如饥似渴，却对所谓的励志书籍深恶痛绝。武侠小说显然是我的最爱，金庸和古龙让我徜徉于我理想中的世界。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一份已经有些破损的油印刊物，那是北大中文系的系刊，名字应该叫《向导》或《启明星》。很快，一个标题映入我的眼帘：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

上坡路与下坡路是同一条路，这或许是个哲学问题，就如同人不能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

卷首引用了弗朗索瓦斯•萨岗的一句话。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男是女，究竟是何方神圣。

但是那句话，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一瞬间就深入到我的脑海，就如同大脑里的摄像机随时准备着捕捉正确的目标一样。它深入的程度之深，估计我这一生都无法忘怀。

那句话是：作为理想，我打算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

黑暗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前方尽头的光亮。

我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一步步深入到“我”以及和“我”有关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中去。我接连读了三遍，每一遍都带给自己更大的震撼。

然后苦苦折磨自己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我的理想，就是过一种下流、丑恶的生活。

那本书是我借的，我没法据为己有。我找到一个全新的硬皮笔记本，怀着崇敬的心情，熬了两个通宵，工工整整地抄录下这篇小说。

一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小说的第一段话，这使我不得不为自己超长的记忆力而自豪：现在我回想起在北大生活的四年时光，就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这种感觉曾经多次伴随我度过许多孤独的岁月，直到今夜我才如此清晰地感知到那些被酒精和烟卷长期摧残的躯体，那些为性欲和情感所折磨的灵魂以及他们营养不良的面容和悬在空中的精神。当我在昏暗的台灯阴影下读到赫拉克利特这句无比智慧和透彻的箴言：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条路。我知道我终于可以表现这种令人痛苦的感知了。我之所以称之为痛苦的，那是因为在以下的文字中我的叙述是一种赤裸的真实。在内心深处，我情愿将此导向或者假设为一种虚构，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这实现上确实是一种虚构。

和不知道那个外国人是谁一样，这些年我也不知道这篇小说的作者是谁。但无论他是谁，都值得我，或者还有我们为他致敬，为了我们苦涩的青春。

在潜意识里，如果谁读过这篇小说，就会得到我的认同，甚而心怀敬意，这也许有一些自恋的成分在里面。我之所以突然对王成刚肃然起敬，就是因为我以为他也读过同一篇小说，因为他讲的那个段子，就是出自这篇小说。

“第二天县太爷升堂，惊堂木啪地一拍，”王成刚手舞足蹈，“下边站着的衙役齐声低呼：威——武——”

“头儿，你说刚子不拍电影是不是有点屈才？”刘旭冲我挤眉弄眼。

“嗯，是有点屈才。”我笑笑。

刚子瞪了我们一眼，“再打岔我就不讲了。”

“不打岔了，你讲吧。”我忙止住刘旭。

“呔，兀那汉子，昨夜你可听到什么？”刚子满口京腔，想必当年县太爷的老家是顺天府的。

“回大人，奴才什么都听到了。”刚子又换了种口音，他还真有点表演天分，以前我们怎么就没注意到呢？

下面是刚子的表演：

“哦？什么都听到了？你先讲讲本老爷一更天在干什么？”

“老爷您一更天在批文书。”

“胡说！老爷向来不在夜里批文书。”县太爷一拍惊堂木。

“小的不敢胡说，老爷息怒啊。”那个人连忙磕头，“奴才听见一更天时听到大奶奶在床上叫：老爷，你怎么还不上来呀？奴才猜想老爷是在批文书。”

“嗯，也还有些歪理，”县太爷捋捋胡须，问，“那你说本老爷二更天在干什么？”

“老爷您二更天在吃螃蟹。”那个人惴惴地说。

“当真是胡说八道，本老爷怎么可能二更天吃螃蟹？”

“我哪敢瞎说啊？二更天时奴才听到大奶奶在床上说：老爷，你自己把两条腿搿开吧，那可不是在吃螃蟹吗？”

“真亏你小子想得出来，”老爷忍住笑，“那三更天呢？”

“老爷您三更天在喝酒呢，奴才听得三更天时大奶奶说：老爷，它快要流出来了，那可不是倒酒喝吗？”这回那个人有了经验，连着就说了出来。

衙役在底下窃笑，老爷被揭了短儿，刚想发作，终于也晃着头笑了起来。“四更天呢？”

“老爷您在下围棋。”

“为什么是下围棋啊？”老爷目光炯炯，“你可想好了说啊，不然我打你一百棍。”

那个人犹豫着不敢说，拿眼睛偷看老爷。

“你到是说啊！”老爷再一次拍响惊堂木。

“啊，”那个人被吓了一跳，忙说，“奴才四更天时听大奶奶说：老爷，咱们要不要再来一把？那可不是下围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