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去河南流浪，去当兵，家里就只剩下六姐陪着父母。母亲一直身体不好。六姐直到23岁才嫁人，这在农村已是超大龄女（一般20岁以前就嫁了）。六姐还未嫁给我姐夫时，我从部队回乡探亲，就到六姐的婆婆那里去看一看（不远，一个小时路程）。到了六姐夫家，我一看，这个婆婆皱着眉头，面无喜色，眼睛接近三角形。那时我不懂看相，但感觉这大婶有点不对劲，只是说不出来。中午当然要管饭。上桌的是两碗水煮茄子，一碗白水豇豆，一盘拌黄瓜。我吃完饭后就到三姐家去了，跟三姐讲，这个婆婆不怎么样，明显灶火上方还吊着快要干了的腊肉，舍不得取下来给未来的小舅子吃。三姐也这么认为。于是我们劝六姐还是慎重。但六姐认为六姐夫在外多年，不会是小家子气，人也厚道，就没接受我们的意见。我当时也认为夫妻只要两个人好，就行。
六姐结婚后，婆婆成天话很多，骂鸡训狗，含沙射影的。六姐是个老实人，不会回嘴，但心头难受，就与姐夫到了新疆去打工。后来那边混得不行，到北京来，不知怎么的，找到我所在的部队机关大楼下。哨兵打电话说下面有人找。我下去一看，六姐抱着个男娃，与姐夫站在那里。当时一阵激动，安排在部队的招待所住了一周。他们都想挣钱，但确实没好的路子。我当时一穷大兵，也没招。后来他们去了西安，再去了昆明。六姐借钱开了一个发廊，逐渐有了些积蓄。再后来，我回乡时，劝她买房。她就和我到县城买了一套房。当时才430元一平。现在翻了十倍。再以后，六姐又在昆明买了套房，算是定居下来。
有一回，我参加一个行业的全国新闻宣传工作会议，在贵阳，给六姐打了个电话。六姐夫说要跟我讲几句。他明显已经喝多，声音有些模糊。我感觉他已经有点小问题。于是后来问了，才知道有一年，六姐回家照顾父母，六姐夫一人在昆明，与一个男人进了局子的女人一起过年。过年倒也罢了，后来那女的做手术，没钱买血，姐夫居然给献血，抽了400cc，一个月都动弹不得。六姐当时气得不行。我就说，不行离婚算了。其实六姐夫与那女人可能没什么实际内容，他软弱，善良，但不知大局。
由于六姐与婆婆过不好，过年也是在陪自己的父母，那边就不高兴。她婆婆今年也才六十多岁，那时五十多，但总是叫唤有病，一定要到城里跟着儿子过，并且说话做事，都不把我六姐放在眼里，总是指桑骂槐，在亲戚面前说儿媳妇的不是。六姐从未跟她吵过，但心头郁郁，就不想理她。越是这样，越矛盾，姐夫夹在中间，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从小姐夫的母亲对他就溺爱，且有点精神病的底子，在本地的人缘也不行，大家都躲她。她认为在城里买了房的儿子，应该把她弄去像神一样供着，还要让她管事才行。六姐问我，我说，你该给钱就给，住一起矛盾更多。于是一方是死活要去，一方又不是特别积极。加上姐夫这几年没整着什么钱，压力山大，很自卑，逐渐就眼神不敢正视人了。
去年九月，姐夫开始生病，胃疼，心烧，视物模糊，心慌失眠。到医院查过血尿，没发现问题。只是越来越不好睡。有时睁眼到天明，或满屋子乱转。
前面这些，有点长，但其中的信息是交代前因后果。很多医生，没耐心听你讲故事，只看病情，不问病因，开药了事，因为病人太多了，死人见多了，麻木了。所以说，医生也是一个令人焦虑的职业。医疗制度亟待完善。
接着说宜宾机场的事。我听六姐说完因由后，说你别急，等着，我给他打电话。
我抄起电话给姐夫打过去。姐夫知道我是个横人，以前喝酒把他整吐过，一是尊敬我，二是心头有些怵我。我不等他说话，劈头盖脸一顿骂。主要是三条：1，你一大老爷们大年三十在机场跟等你回家吃年夜饭的老婆说上不了飞机？2.要死赶紧去撞墙，免得让家里人成天为你担心，死了干净！我马上找战友给你收尸！3，如果不想死，那个小机场从检票口爬上飞机不到二百米，你给我爬到飞机上去！
最终，在三个小时以后，姐姐打来电话，姐夫已经到家了。
2.一个准备安排后事的人
但是，那些个症状，如头晕耳鸣，视物不清，感觉自己飘飘然的，人魂分离一样，没有消减，还感觉胃里像火烧，心脏也不舒服，反正浑身上下没有得劲儿的地方。于是天天失眠，安眠药的量从一片到两片。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不喜欢说话，不跟人交流，烦躁。吃饭倒是没啥问题，大小便也正常。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到底什么病，我就让慧慧找昆明最好的医院，领他去看。这一看，查胃镜，心电图，血，尿，脑ct。去一家，别的家的片子，检查结果，不看，不算数，重来一遍。结果都是一样：没毛病！
六姐好恼火。这看病，住院，陪护，三四个月下来，她也熬得不成人形。但是，积蓄花光，没一点用。她有次跟姐夫吵，你就装吧！我打电话说，还真不是装，因为我了解他的性格，不是故意给人添麻烦的人。
于是，又到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去查。这次作了核磁共振，说脑部回声强，判定为脑梗。六姐打电话来时哭了，说这病好不了了，儿子今年才十八，怎么办？我说，真死了天又不会塌，哭啥哭？治。
治了一段，毫无反应。我开始怀疑是精神病，让他到昆明第一医院去看。去了，还是一套重复检查。这次大夫说，好像不是脑梗，因为血压正常，血脂也不高。于是判定为脱髓鞘。按这个病治。还是无效。
现在已经负债了。对于勤俭节约惯了的六姐而言，雪上加霜，以泪洗面。
我说，不行这样，你到北京来吧。这边的医院毕竟集中，专家也集中。可是姐夫不来。他后来已经绝望，认为自己的病好不了了，就哭，对六姐说，我死后，你把房子卖的钱，分一些给母亲即可。娃也大了，你辛苦。六姐只是哭。
一个已经开始安排后事的中年人，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最终，我发了脾气，在网上给他们订了机票，他俩才来。
3.“难民营”那些事儿
我去机场接他俩。我观察姐夫的气色：印堂发黑，目光散乱无神，脸色晦暗，整个人失魂落魄，不敢与人对视。而六姐的脸也极差，如微火烤过一样。
路上，我边开车边对他说，你根本就没病。我要是你，根本不去医院的。你这全是心病。
姐夫说，真的有病，不会装，谁装谁不得好死！现在就是等死了。
我知道，不把他弄到最权威的医院去看，他是不会相信我的。因为我不是医生。
当晚接回家时已经很晚。我安排他俩睡在我平时住的房间。我睡在隔壁的书房。我夜半醒来听到咯咯吱吱的声音，显然姐夫在翻烙饼。天快亮的时候，我起来，发现他在床沿呆鸡似的坐着。
这是一个通宵都无法入眠的人。
我提前通过同事联系了宣武医院的黄医生。宣武是脑神经权威。我们赶到时，被吓了一跳。我平时根本不去医院，但到了医院，只能用三字形容：难民营！
潮水般的人群，号贩子，排队的，打地铺的，都有。据说那里最权威的专家号，排到四十天以后。
人们的脸上都是迷惑的。他们的身体看上去仍然健康，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消逝。像我姐夫这样的，在这里根本不算什么。自杀未遂的人，掉一块砖砸着五个，其中有三个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