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东北007 67439楼 2013-09-21 10:28:20

大叔您好。最近，岳父被查出肺癌晚期，已不能手术。医生建议直接化疗，若治疗及时，还能过今年春节。一家人非常非常着急，但没敢告诉岳父岳母两位老人。本来打算让他今天住院开始化疗，但一些至亲说，岳父体质较差，一旦化疗就垮了，恐怕就在床上起不来了。不如用做化疗的钱让老人家出去玩一玩，想吃点啥就吃啥。正在纠结中。不知大叔怎么看。

另外，在追楼时，看见大叔曾说到老赖的治疗方案，只是当时没怎么细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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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老赖身体上的奇迹，我是犹豫再三，但也还是没有写出全部的治疗过程。

我认识很多的医生朋友，其中也不乏国内知名的一些专家级别的。

但是关于老赖的癌症，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判断和看法。

比如，在癌肿块注射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

比如，他喝的大白鹅的血，这个虽然是哈医大的研究课题，且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因为我在黑龙江工作过，也咨询了认识的哈医大医生，他们的建议是，鹅血，咱们老百姓因为不能保证鹅血是否携带病菌，所以不建议。

但老赖服用的鹅血，是秋姐自己养的几只大白鹅，当时是为了看家护院报警的。一直是在自家院子里养大，多少还能放心一些。

忍痛杀鹅给老赖服用鹅血，这也能看出秋姐的那份感情。

关于台湾的牛樟芝，我亲眼见到服用这个控制了癌症的，就有两例。

老赖是一例，还有个浙江的生意人，因为和台湾有生意来往，他的老父亲直肠癌，就是台湾人给弄的牛樟芝，服用后到现在已经五六年，依然健康的活着。

但，更多的医生给我的解答是，战胜癌症靠的是心态和良好的精神状态。

我可以转一篇美国人对待癌症的态度文章。

我不是崇洋媚外的人，但我真的欣赏这样洋人对待生命的态度

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

亲人离去后，很多人发现，我们对癌症并不了解，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生命临终时，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