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自香港回来，膝盖上的旧伤便不时发作，去年这时拄着支手杖才能下楼。香港空气潮湿且闷热，湿毒明显重于上海。雪上加霜的是，老周带着天天去了泰国六天，陪着儿子在普吉岛玩水晒太阳，回来又黑又瘦，活像难民。月初回来，开始觉得走路不对劲了，上海晚间高达三十三四度的高温让我们不得不把中央空调调到二十六度，宝宝一热就闹，一闹就出一身汗，长痱子。老周的膝盖是在交通事故中受的伤，自己驾车与卡车追尾，气囊全部弹出，除去其他伤，膝盖骨的粉碎性骨折让他从此落下如此顽固的伤痛。里头有钢钉，后又取出改成放所谓的进口材料，推销此种材料的医生拍着胸脯保证比其他材料都好，可以加速恢复，不影响运动。老周一向扛得住疼痛，膝盖的伤发作起来，竟然也会忍不住说实在太痛了，疼痛太厉害简直会叫人怀疑人生，这就是疾病最可怕的地方吧，摧毁人的意志叫人不得不屈服而消沉起来。记得那时候正是纠缠在分与合之中，老周受伤我并不知道，直到看见他换车才听他轻描淡写的说出了车祸，但没想到是这么重的伤。逢阴雨天或者上海梅雨季，老周的旧伤便折磨他一番，他不是个把病痛放在心上的人，不痛就忘记了，照样活蹦乱跳。不把病当回事，它就真的不太会来骚扰你，但终于敌不过这气候，陪他去完医院，老周又不得不拄着那支早就扔进杂物间的手杖。医生还是建议保守治疗，手术的意义不大，换来换去，人造膝盖的材料大同小异，复发起来根本是一样的。老周的疼痛一减轻，他又不在意了，医生胆大，还觉得他开车都没问题，因为他是左腿有伤，开车的左腿是不需要派用场的，刹车油门全依赖右腿，所以老周的伤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我闻之，简直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居然有这样的医生，也许是见惯了断胳膊断腿的主儿，老周这点皮毛伤，人家根本看不上眼。老周倒是觉得很正常，他说除了疼的时候，其他真无所谓。两人达成共识后，开了点常规药品，留下两字：随访。

周末去老周事务所接他，闷热的傍晚，熟悉的别墅区，熟悉的门口。开门的，换成了一位专职保姆，负责给大家煮饭烹茶，打扫卫生。实习生早已是拥有自己办公室的挂牌律师，有一阵没见，依旧圆脸阔鼻，憨厚的外表掩饰不了职业带来的精明和多疑的气质，不再穿往日朴实的牛仔裤和T恤，改成裸色雪纺洋装和窄裙了。我进门，她的笑脸似乎早已准备在那一脸世故后面，马上堆出来迎接我，我朝她点点头，她坐在底楼的客厅沙发上和人聊着天，也许是聊案子，面前摆着一套功夫茶，老周爱喝茶，这样的功夫茶具到处可见。保姆在旁边拎着电水壶往里添水，我径自上了楼梯，律师们大都不在，本来就是自由职业，散漫得很。老周的办公室里没人，我走去后阳台，他果然在后阳台抽烟。一手拄着手杖，一手夹着烟，回头看见我，指着后阳台正对着的一栋超级大house说：这栋房子又易主了。这是个建筑面积大约两千平米的豪宅，不带房前房后草坪，原先是一位山东铝业富豪的宅邸，地点选的很隐秘，既是上海，又隐于市，隐藏在中环高架近郊区，和老周的事务所毗邻而居，没想到会几易其主。我不关心大house的何去何从，指着老周手里的烟说，你再这么抽烟，你的事务所也该易主了。老周不以为然的笑着，掐灭了烟，拉着我回办公室，手杖敲击地板，他走的很慢。经过实习生的办公室，门上铜牌赫然刻着：秦佳敏律师。与周允城律师的办公室，仅仅隔了一间会客室。老周还是拄着手杖走着，我凝视那两块牌子，往事突然蒙上心头，莫名烦躁。老周淡然如常，丝毫未察觉我的不安，这没由来的不安。他关掉电脑电源，将公事包递给我，下楼梯对他来说有点困难，每弯曲一次膝盖都是锥心的疼，我随着他一步一步往下挪，一手提着包，一手搀扶他，老周高出我许多，我几乎变成了另一支手杖。实习生在楼下仰起脸看着我们，关心的问道：要帮忙吗？我无暇回答她，老周笑着回她：没事没事，就是慢了点。走到底楼，我让老周坐会儿，我把车开到门口来，老周却说别那么麻烦了，九十九步都走下来了，不差这一步路。实习生撇下正谈着话的客户上来劝老周坐下等，说，周律师你就让江小姐把车开过来，少走几步也好。；老周坚持随我出了大门，拄着手杖走到车旁，上了车，已经一头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