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写不完了，”有一天，他悲哀地跟我说。“福克纳，萨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伍尔夫，所有这些跟时间赛跑的人，都是痛苦的。他们都是给时间打败的人，都是痛苦的。凡是能够进入这个题目的作家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他们都是给时间打败的人。先是给时间，然后是给自己。最后，谁也没能斗过自己，因为至死也没能成功地将自己搞糊涂。正如马尔科姆.考利说福克纳的那句话：‘他老想着时间，就像他是在一间摆满日历和时钟的房间里写作。’他们有多痛苦啊，那是真正的人的痛苦啊……”
那部未完成的手稿，至今还保留在我的手里。封面上写着这样的题语：
真正幸福的人，是忘记了时间的人；
真正幸福的地方，是想不起时间的地方。
老师听说我打算用余生全部精力再译一遍普鲁斯特的《alarecherchedutempsperdu》，他非常高兴。他抓住我的手说：
“沙岗，大概你是他们当中唯一离幸福最近的人。你感到幸福吗？啊，你始终在做着你喜欢做的事情，文学，文学啊，它是人类唯一真实的天地。那是谁说的？对，是普鲁斯特，正是他说的，‘唯一真实的天地是艺术的天地，唯一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说得多好啊，这是文学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收获。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文坛酝酿出大作品的时候了。你们多幸福，有这么美妙的事情可以静静地期待。到那时，别忘了带上史诗性的作品，到我的墓地里来，读给我听……昨天晚上，我还在看你翻译的这段普鲁斯特的译文，他写的太精彩了，你译得也好，好极了。现在你能把这段读给我听吗？就是大作家贝尔戈特之死这段，如果我能成为他，像他这样死，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一个人正在死亡，而他的笔就正在写到自己的死亡……天啊，只有普鲁斯特一个人做到这个了，只有他一个。来，给我读吧，我要闭上眼睛，静静地听……”
我将那本书接过来，开始读那段死亡之歌：
他已经死了。永远死去了么？……谁能这么说呢？……人们所能说的，只能是，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好像前世结下的义务，在我们走进生活之初便留在那儿了。在人世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求我们，一生必须只做好事，灵魂高尚，自始至终彬彬有礼。对于一个有教养的艺术家，也同样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必须将某一个片段重写上二十遍。哪怕这一个片段写得再精彩，再引人赞赏……那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所有这一切的义务，与现实生活无关，它们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建立在善良和一丝不苟，以及牺牲精神之上，与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我们正是从那个世界里走出来，降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因此，认为贝尔戈特并没有永远死去，这种想法不是没有理由的。
人们将他埋葬了。但是，下葬那天夜里，整整一夜，在烛光照亮的书橱里，他写的书，三本一叠地摆放在那里，相互交错，就像张开翅膀的天使。对已故之人来说，仿佛象征着他的复活……
第二天，是1999年10月20日。早上九点多种，我们把老师接到了医院，为了观察，也为了及时抢救。快到中午的时候，韩若东来了。
他的样子把大家吓了一跳。左边脸肿了，右眼也有点青。显然是跟人打了架，问他怎么回事就是不说。乔其下楼看了一次，回来说，韩若东的汽车给人砸了。前挡风玻璃全都碎了，机盖上也划得很厉害，左一道儿右一道儿。
这时身边张民的电话响了，他接听一会儿，把电话又递给韩若东。
“让你听。”
“谁？”韩若东问。
“还是那几个人。”
“我不听。”韩若东脸色非常难看，因为有伤，就更加难看。“你问他们，要干吗？你告诉他们，我一分钱也不给，爱咋的咋的，有能耐使去。”
张民躲到走廊那头回电话。过了一会儿，走回来，跟韩若东说：
“他们又去砸店了。”
他们在市中心有家服饰专卖店。
“砸就砸吧。报警没？”韩若东问。
“我已经报了。”张民说。说完，他下楼去了。
韩若东听说老师的情况之后，不相信那家医院的诊断，决定请北京的医生来。他挂了电话，北京那边说很快就派最好的医生到蓝城来。
这天下午，老师死了。
请原谅我不能向你们详细描述老师在最后的弥留之际，躺在医院病床上望着我们时那副凄惨的样子。他最后的枯瘦如柴，面色焦黄，气若游丝，都是我没有勇气追忆和重温的。那副样子，后来常常到梦中来找我。要面对这件事之所以如此艰难，那实在是因为我们很难将这个一脸死灰的人，与多年前那个声色脆朗，面似朝阳的生动的人联系在一起。
我们喜欢乔万里这个名字，它是永不褪色，永不衰老，并且永远都不会身患绝症离我们而去的。这个名字，常常让我们想起一段幸福时光，它纪念着我们已经不年轻的生命里一段迷人的好日子，那些阳光灿烂的诗歌的日子。那天下午四点多种，老师就已经开始跟每个人告别了。
我记得，从医院走廊尽头那扇窗子照进来的阳光越来越短促和狭窄，最后只剩下斜斜的一条儿，有气无力地挂在窗子右侧那片灰白的墙壁上，像条已经用旧现在又被眼泪润湿的黄毛巾。
老师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看着女儿乔其把孩子生下来。他说，多想看看外孙长什么样啊。
我们就一直站在走廊里，等到下午四点。记得，中午时的阳光还很强烈，明晃晃地贯穿了几乎整条走廊，这就使眼前的视野非常不好，整个空间被阳光切割得凌乱破碎。走廊里的人也都里一半外一半地站在逆光中，显得残缺，生硬，迷蒙，你根本无法看清任何一个人的真实脸色和表情。但每个人心里都给一种令人压抑的诀别气氛所笼罩。我们就这样在走廊里一直站到太阳在窗前收了光，收成窄窄的一小条儿。
韩若东站在我身边，不停地看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怪味道。从他赶到医院开始，我就闻见了。不知道那气味发自哪里。
北京的医生来了之后，进去检查了不到一刻钟，就出来了。只说一句：
“做准备吧。”
好像远远地将他从北京请来，就为了宣布这句话。他脱下身上只穿了十几分钟的那件白大褂，对傻掉一样的韩若东说：
“他让你进去，说有话跟你说。”之后，他又强调了一遍，“只让你一个人进去。”
我们所有人都看着韩若东一个人走进病房里去。
韩若东在里面只待了两三分钟。没人知道老师最后都跟他说了什么。
他重新出来的时候则完全变了个样子，就像刚刚出了趟远门儿，十分疲惫。眉头和嘴角全都放松了，耷拉下来，一脸死灰的颜色。他谁也不看，仿佛谁都不认识。他径直往前走（走过我们身边时我再次闻到他身上散发出的那股气息我说不好那是一种什么味道仿佛盛夏留下的腐烂之气被秋天的寒瑟凝聚起来），好像在躲避一场大水，不马上逃离这个地方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似的。乔其抬起头，想问他情况，可是从他脸上已经知道了情况。乔其短促地叫了一声，“爸！”就向病房里冲去。韩若东不理不睬地向走廊那头走去，不知道他要去哪儿，干吗。乔家人和医护人员随后也都跟着闯进病房去。病房里传出乔其和师母的哭声，声音不算响亮，却撕肝裂胆。
我们知道，老师这是去了。走廊里夕阳这时已经彻底隐没，没留下一丝光彩。回头看，韩若东已经离开了走廊。于是我们也陆续都跟着走进病房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