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节来临前，我舌头上的水疱变得更大了一些。因为公司的帐面上只有20多万了，而我，却是每天一开门就得把3000块钱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皮费扔出去。而眼下中秋节又到了，我必须得想给员工发点什么。以前给人家当员工的时候，就他妈的盼望过节发东西呢。可现在当老板了，开始怕过节了，东西发得少吧，员工会和别的单位比，说你老板小气。东西发得多吧，我真舍不得，要知道，我们公司可是一直亏钱。但员工是不会管你亏钱的事儿，亏钱是老板你无能，与他们无关。于是为了证明我并非无能，或者说压根不给员工往这方面想的机会，我必须得硬着头皮装款。
对了，那年中秋节期间的两个电话我觉得特别有记录的价值，因为它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对过往生命舞台中，对那些反面角色的定义。
第一个电话是我当年的初中班主任孙道文从东北乡打来的，电话中他先是跟我回忆了一下当年的师生感情——是的，我承认，我读初中的时候他对我很不错。然后他又介绍了一下自己这几年的历程——先是从东北乡中学被调进乡政府搞宣传工作，然后在政府机构改革之时又被买断工龄，现在是赋闲在家。最后他终于说出了给我打电话的目的——让我在石宁帮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工作。
说实话，孙道文老师给我提出的是一个很难完成的要求，当然，如果我使劲全身的能量，也并非无法办到。但是我那天想都没想就回绝了他。我甚至都觉得他怎么还有脸打电话给我，难道他不记得当年他在我成为差等生之后对我父亲那轻蔑的撇嘴么？即便他不记得，我却没有忘却曾经在父亲面前许下的诺言——“爸。我将来会让他因为说这话而煽自己耳光的！”
第二个电话是我主动打给父亲的，父亲在电话中无意跟我提了这么一个事儿。说现在他和母亲每月可以都从乡里领到一笔钱——最低生活保障费。然后父亲又补充说，本来是压根没资格领低保的，但平山的远房亲戚许副市长前前后后帮了大忙，亲自跟乡里打了好几次招呼，这才办了下来。
看官，还记得这位平山市唯一的女副市长么？当年高三的时候我和父亲还去市委找过她，我当时还对她自顾自的打电话把我和父亲凉在一边半个多小时很愤慨。我认为她是一个当了官就不认穷亲戚的家伙，可现在的事实是，她帮了我父母的大忙，她做出的贡献甚至比我这个做儿子的还要大。她不是小人，是我的恩人。
现在，请允许我在把上述两个电话的内容融合起来思索一下了。我发现很多时候，生活给我看到的一切似乎都是假象，每次我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境遇去审视我原本相同的一段人生经历时，常常会得出的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结论。这说明即便在今天，我记录的所有文字也并非公正，我局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肯定扼杀了本应记录的很多人世间的真善美。甚至文中敢于赤裸面对看官的我自己，可能在灵魂的某个部位依然盖着遮羞布！
佛说：“一切皆为虚幻”，是的，因为我已经无法真实！
中秋节一过，我把安妮和他男友约过来一起喝茶，把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汇报给他听——毕竟安妮和他的男友控股公司90%的股份，是名副其实的大股东。
当然，安妮也不是对公司的事情彻底不闻不问。在那次谈话后不久，有那么一段日子，安妮决定一起和我去谈业务和应酬。甚至为了提升身价和面子，安妮把他男友的宝马车都借来自己开。
不过我那个公关相熟老总的计划自从安妮加入进来后变得不太顺利起来。当然，这和安妮的业务水平无关，完全是因为比较有把握的老总早在上个月就开发干净了，现在接触的这些老总，只能说是打过交道，还不能冠之朋友的称谓，这就让那段时间酒喝了不少但业务成功率狂低。这也正常，毕竟靠一顿酒就想办成事的年代早就过去了。业务没做成也就算了，可哪曾想我和安妮这样结伴而行时间一长，搞得很多老总以为我们之间关系不正常，甚至有的老总喝高后搂着我的肩膀在我耳边私语：“小二子啊（二老婆的意思）？下掉没下掉呢？”
我说：“不是，我们单位副总啊。”对方自然不信，呵呵的笑，说：“上次我朋友去荷兰带回来几包春药，哪天我让人给你送两包去。”然后他把声音压得更低：“给女的酒或饮料里倒半包下去，我保证半小时后她跪地下求你跟她做爱，呵呵，呵呵。”对方坏笑了，于是我也不能再去澄清，也假装淫荡的坏笑了。没办法，这时候你必须装得比他更淫荡，否则你就不是朋友。
啥是“狐朋狗友”啊，这就是！
当安妮也已经感觉我对公司回天乏力的时候，她突然冒出一个很大胆的想法。从公司拿出10万块钱赌场球，赢了就再打，翻到80万就收手。
那天，安妮在跟我商量这事儿的时候，面对公司日益败落景象的我也有些心动。毕竟，如果真要有了80万，那么公司明年1年就不用去考虑生存的问题了。于是我打开电脑上的网络赌球客户端，仔细的看了一下，发现当晚开赛的一场欧洲小联赛盘口好象开得比较容易判断——联赛第一的球队主场让半球联赛排名倒数第二的球队。不过常赌球的人也都知道，小联赛的球队走势大多怪异，而且越是便宜的盘口越可能是陷阱。于是我就觉得不如反着打下盘可能把握更大。思考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对，明明是上盘的球路，怎么能强别着自己打下盘呢？万一输了不悔死啦？要知道，这不是小钱，是10万块！因此，那天我和安妮就这样左犹豫右犹豫，前犹豫后犹豫，最终也没研究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今天先不打了。
第二天出来的比赛结果是，上盘球队主场5：0狂胜。我和安妮郁闷的一塌糊涂，差点想从50多层的高楼上跳下去。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即便那天的结果是下盘球队0：5狂胜，我们依然会后悔得想跳楼。因为用结果来验证过程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诸葛孔明。因此想明白后我一点都不后悔，反到是有点后怕。我怕那天我真的冲动把10万块押上去，即便那场侥幸赢了，最终依然会输光，我们的公司肯定在当月就会关门。
我和李洁婷的爱情故事也在那年秋天似乎变得不值得交代，它很惯常、很平淡、甚至很无聊。我们各自忙着经营自己的生意，已经没有时间来经营爱情。唯一能够证明它还存在的证据是——那段时间，洁婷对我和安妮如此亲密的关系产生了些嫉妒和质疑。正如卢梭所说的：“世界上能有无嫉妒心的爱情吗？人不是都想知道一下自己所爱的对象是否爱自己么？”
不过洁婷并没有还开诚布公地跟我谈过这一切，她采用了一种很委婉，很迂回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