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三天我干的其它工作是按照站长的电话指示买了文件柜、饮水机、花卉以及一些小的办公用品。不过我感觉这个40多岁说话严肃而且高傲的女站长做人有点抠门，因为她每次给我的钱总是不够用，总是要我先自己垫上，甚至有时还垫不起。女站长对这一切的解释是，“报社对这块卡得比较紧，搞两间办公室布置只给5万块钱”。当时我还再想，5万块好象不少了吧？5万块都能在我们东北乡盖一座宽敞明亮的砖房了，怎么布置两间办公室就不够用了？不过那天有人上门给站长办公室装窗帘的时候我知道站长真的没说谎，要是钱真这么花下去资金还真的有点紧张，因为那个高度3米，长度4.5米的布质花窗帘的价格差点吓掉我的下巴——5000元！
不过富贵不等于长寿，因为等女站长来上班的时候后悔她当初自己的选择了，她说：“这个窗帘有点太花了，不象办公室用的，到像是家里用的——当初光顾着好看了。”于是这个窗帘在被悬挂了7天后就寿终正寝了。
第四天的时候我去给站长买了空调，到她那拿钱的时候她说钱已经花超支了，因此先买一个空调，我那边让市政府的后勤部再把原来拆掉的那个窗机弄回来。我当时压根没想去计较也没心思去计较这些事情，因为我昼思夜想的洁婷要来了！
那天是2000年的7月28号，那时我已经和洁婷分别197天。因此当烫了头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洁婷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甚至有点陌生的感觉，我发现在这197天的时间里洁婷已经恢复原本属于她的城市人的身份，而我却还是一个活脱脱农民。我甚至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想，洁婷这样手拉手的和我站在一起，会不会觉得我有点给她丢人？
那一天我我和洁婷在公交车上话很少，原本满腹的思念在面对面后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天我把洁婷带到我那个空旷的出租屋内后我们的话也很少。因为我们的嘴都被对方的舌头占据了。吻完后洁婷要洗澡，但我等不急，直接把洁婷放在床上和她**，大夏天的，我又没买电扇，结果我射丨精丨后发现两个人的身体比洗过澡了还湿。
做过爱后我觉得洁婷开始真实起来，熟悉起来，我也开始找到了要述说的话题，我把我不太成功的跳槽过程讲给正在洗澡的洁婷听，洁婷听完后关了水，让世界安静下来后才跟我说：“算了，没啥。咱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虽然洁婷是我的爱人，但那天晚饭，我还是特意给大老远跑来的洁婷做了一顿相对于平常要丰盛很多的晚餐。但敏锐的洁婷看着垃圾篓里一个面条外包装还是知晓了我日常的生活状态，洁婷似乎有点心痛地对我说：“姓林的，你自己过的什么日子哦。”
那天晚上，洁婷都很晚了还不上床，而是坐在低矮的板凳上不停的看xx地图。还想**的我说：“你不能明天再看么？有的是时间啊。”洁婷看我不满意，不好意思的奴了一下小嘴说：“我要赶快熟悉xx，我要知道人才市场在哪里；我要知道怎么座车；我要找工作，我要和你一起赚钱养家。好了，汇报完毕，上床陪老公睡觉。”然后她把地图往边上一放，起身去找睡衣，我说，“这么热的天你还穿什么睡衣啊？而且马上就要被我脱下来的。”洁婷说：“要脱下来也要先穿，我才不像你那么流氓呢——裸睡！”
那天我在洁婷上床后搂着她感觉很幸福，后来我爬到洁婷身上运动也感觉很幸福，再后来我从洁婷身上下来想要睡觉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因为我那80公分的弹簧床两个人睡似乎真的有点窄，有多窄呢？——就是洁婷平躺的时候我必须侧着，而我平躺的时候洁婷必须侧着。如果两个人都想平躺呢？很抱歉，结局是有一个人会掉到床下。因此那一夜我又得出了一个和以前不太一样的结论“和洁婷一起睡觉真的是一种幸福，只不过太热，而且还太挤”。
关于那个夜晚我的记忆粗鄙地停留在洁婷的丨乳丨房上，甚至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的记忆仍然没有高尚起来。那天早上我的记住的只有两个字——机机，不过这个机机是用手来摆弄的，因此简称为手机。
洁婷在那天早上迷迷噔噔的爬起来，在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塞进了我的裤兜里。那时我正在刷牙，因此只能感觉那东西硬硬的，等我洗漱完毕后摸出来一看，发现那是一款银灰色的小巧可爱的手机。这让我兴奋的忘记了那天洁婷此后对我说过的任何语言，甚至都忘记了是怎样出的家门。
平白无故多长出一个小机机的我明显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但我发现周围的人似乎并没有这么看。于是那天的一整天，无论是在公交车上，还是在办公室里，我都把那个小机机放在手里拨弄显摆，很像一个露阴癖患者。最后，在那天上午10点左右，我成功了，女站长发现了裸露的机机后大声惊呼：“小林，你怎么有手机？”这真他妈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正解似乎应该是我反问她“我凭什么就不能有手机？”但你必须知道，“正确”不等于“好”。于是那天我选择了用“嗯”来回答——我做得不对，但我做得很好。女站长在我回答了“嗯”之后仍然吧嗒了一下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后来当我心态正常的时候开始品味女站长当时的复杂表情，我猜想，那一刻她八成是想说：“小林，昨天报纸上登的那个抢劫案不会是你干的吧？”
有了两个机机的我工作效率也得到了成倍的增强，经过了几天的努力，我们《经济时报》xx记者站终于搞得有摸有样了。当然，有摸有样指的是站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这边除了一套办公桌椅，和一盆“散尾”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东西了。原本根据女站长的指示应该把那个拆掉的窗机空调再装回来的，但给后勤部打电话的时候人家说，拆的时候我们免费帮你们拆，但现在东西已经入库了，再拿出去你们单位要交500块钱——这话似乎挺没道理的，但在那个权利特征性极强的大院里，这就不是没道理，而是硬道理。一听说装回来还要钱，本来就把资金用超了的站长就对我说算了，改天给你买个电风扇。不过她说完这句话后一个小时又找到我，说：“后勤部怎么能这样？明明就是我们的东西怎么拆走了就不还了啊？你怎么不跟他们说一下呢？”我有点委屈的说：“这么说不好吧，再说本来这窗机就是人家市政府的啊？”女站长说：“但这办公室是免费给我们用的啊，我们来的时候窗机就在啊？”女站长在说这一切的时候，声音很尖锐，似乎要吵架的样子。这让我真的感觉她有点莫名其妙。于是那天我吃中午饭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妈的，这个女的不会是进入更年期了吧？”
那天下午想着我这一生不仅要陪伴母亲和洁婷一起度过更年期，还要陪一个陌生的，脾气古怪的女站长一起度过更年期，我的精神就开始有点打蔫。不过，这个时候，隔壁办公室的一个处长闲的没事干溜到我办公室来给我解闷了，处长所在的机关叫“农业资源开发办公室”，以前我们之间也打过几次照面，大家之间算是混个脸熟。这人姓王，名处。当然，在我们这个楼层里重名的人挺多的，叫王处的有三个，叫赵局的有两个，我还好，叫小林的只有我一个。王处一进门就嘻嘻哈哈，说：“小林哦，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多多关照我们哦”。说完，就哈哈的笑了，我也笑，知道处长这是刻意的贬低自己的玩笑，但却一时想不出来怎样更谦虚的做答，于是还是笑。处长看我笑，也继续笑。于是我们两个人像精神病院的傻瓜一样对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