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完了那顿酒，已经是下午2点多，车子继续往前开了半个小时的沙土路，才最终到达了采访的目的地。一个叫明同村的村政府，地方政府看来早就接到了通知，大门口拉了好几条欢迎的横幅，接待的人对我们也都有统一称呼——领导！
一下了车，大家终于开始干正事儿——省出版社的代表拿着一摞子书交到村委会人的手里，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就聚在旁边拍，由于场景可能不太满意，因此应几个电视台记者的要求，出版社的代表先后把那同一摞书反复交给了村委会人手里三次。忙完了这些后，我们就被请到村图书室里休息，喝水、吃水果、聊天。就这样浪费了1个多小时后，那个姓李的胖子就又招呼大家上车。车子往回开到中午吃饭的镇子里的一家宾馆停下来，出版社安排大家在这里住一夜。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发呆。心想这一天好象啥也没干啊，就吃吃喝喝走过场了，不知道他们出版集团准没准备通稿，否则这新闻还真不好写哦。正当我沉思的时候，外面有人敲我房间的门，门打开后，姓李的胖子拿着一叠信封进来了，他说：“一下午都在忙，差点把这事忘了。”边说边丢下来一个信封，笑呵呵的带上了门走了出去。我打开那薄薄的信封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张100元的人民币。我靠，这真的着实吓了我一跳，这不就是传说的红包么？这不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素质与道德里着重讲到要抵制的东西么？怎么今天让我给遇到了。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这红包不能要，该给人退回去。但我转念一想，不对啊，姓李的手里拿着是一大叠信封啊，这说明这红包不是发给我一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我这样给人退回去是不是显得有点冒失，甚至是不识抬举。于是我转而开始找理由说服自己，我成功了，最终我决定腐败一下，把红包留下。
在做出把红包留下的决定后，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我的面前——这红包回去后交不交给老师呢？我当时傻傻的以为，这种事情的发生绝对是偶然事件，我的郑老师都不一定有机会碰得到，因此我偷偷的留下这100块红包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况且，我很那时候很缺钱。
于是第二天到底都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记不清楚了，我的头脑里的思维一直被这个红包紧紧缠绕着。直到下午的时候回到报社时，我都没去想这个稿子该怎么写。那天郑老师见到我回来后，问了我一句：“情况怎么样，还有写的价值啊？”我说：“没啥东西哦，我都不知道怎么写。”郑老师说：“那就算了，下次他们有什么新闻再给他们发就是了”。于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于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这绝不是郑老师的想法。
我白吃、白喝，这些事情可以过去，但我这100块红包的事绝对没过去。可惜等我明了这一切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这三天时间里，郑老师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每天都是自己出去，自己回来，看都不看我一眼。这让我明确贪污红包这事儿肯定是被发现了，但我即便是后悔也已经晚了，我总不能再把钱交出来，这等于承认自己曾经贪污了红包，于是我只能选择最笨的方法，呆在那里硬撑着。
没有采访任务，我只能选择上网，这也使我在报社的第二周电脑操作就开始比较熟练，打字水平达到一分钟15个以上。我甚至学会了给洁婷发邮件。最幸福的时侯是，有时候我刚给洁婷发去一封邮件，一刷新，发现洁婷也给我发了一封，这说明我们同时在线。单是这一点，就让我感觉离她很近，让我很幸福。
我和洁婷那时候邮件的主要内容都是述说彼此的思念，而洁婷说的更急切些，她每一行字里都透漏着对我成功的渴望。她不知道此时的我正在为100元人民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洁婷无数次的提醒还是起了一些作用，她让我觉得自己这样荒下去，总是在慢慢失去些什么，于是我强迫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当时给自己找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偶然在一个BBS上看到的，说在一个外国网站上注册并留下电子邮箱后，就会受到对方发来的广告，只要你打开他的广告再关闭，每一个广告就会收到0.15美元的收益，网站每天最多会给你发50封这样的邮件，这样算下来，你每天就可以最高拿到7.5美圆，按当时的汇率接近人民币70块钱。这真是一个另人激动的事儿，于是我打开了连接的那个网站，并把那个全是英文的表格打印了出来。晚上回家的时候，用当时买传呼机送的快译通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翻译。终于耗费了一个晚上知道了那个表格怎么填写。
于是那段无聊的日子里，我一有空就打开自己的邮箱看看有没有广告邮件发过来，很遗憾，最初1-2天的时候，每天还能接到2-3封广告邮件，后来，每两天才能收到1封，再后来，我基本上就收不到了。这让我觉得老外其实也他妈的靠不住。
转战海外没收获后，我又把兴趣转移到国内，开始买当时刚刚在xx兴起的电脑联网体育彩票，虽然连一个5块钱也没中过，但我几乎每期都坚持买1注，因为我觉得有了它，我就对明天的到来充满了希望。也或许只有它，才能让我对明天看到希望。
唯一开心的是，那个时候我可以和洁婷每天都通电话，但却不要为高额的电话费而买单——我一大清早就来到办公室，每天用不同老师办公桌上的电话给洁婷打长途。之所以要这样作，是因为害怕出现像赵本山说的“逮着那一只羊薅（hāo），薅得跟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啊？”的情况，即便我是分散开来，在不同的电话上身上“薅社会主义话费”，但我心里依然忐忑，生怕哪天某个老师突然进来抓我个现行，拟或真到了月底因为巨额长途花费整出点其他什么事情来。因此，这让我和洁婷聊天的时候总是无法聚集全部的精神，总是一个耳朵听着洁婷说话，一个耳朵听着外边。洁婷那时候也怕，因此她经常会把话题扯到“你这样天天拿单位电话给我打不好吧？”的问题上。我当时一边给洁婷自信一边给自己壮胆，我说：“没事，单位没人管这个。”后来在我整个在《xx导报》实习期间，我连续证明了我这个想法是绝对正确的，确实没有人来管这个。这让我明白偷打电话和偷藏红包的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很多时候，集体利益被侵害时，人们有点像被蚂蝗吸血，吸到很饱的时候他们还很麻木；到是个人利益被侵犯的时候就像被蚊子订，一个大巴掌下来就把你拍死！一点都不留情面。
我必须感谢那位戴着眼镜的女记者郑老师了，因为在我还没能证明是否能真的得到美圆和偷打长途到底有没有人管这两件事情任何一个时候，她给了我一次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