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撂了电话后开始明白洁婷命运的转机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件坏事。因为我们原来旗鼓相当的家境现在变得开始门不当户不对。况且现在洁婷还要出国,真要是出去了几年后回来我和人家那真就是天壤之别了。再说,没听说过一个留学生最后会嫁给一个农村人的。我发现男女之间是否发生了性爱和两个人关系的维系没啥决定性的作用。以前我一直把洁婷当成我的私人物品,现在看来,似乎我并不能把洁婷抓牢。我靠,被无数大学女生意淫过的我那一天突然变得不自信起来。我觉得我的洁婷好象快飞了。由于已经过了春节,因此那时我也应该叫做22岁,22岁以前的我都是相信爱的年纪,但22岁那年我突然对爱情开始迷惑了,我觉得爱情和金钱以及地位很有些关系。于是我那天又打电话给洁婷,直截了当的跟她说你不要去。不过说这话的时候,我中气不太足,因为我自己都不晓得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会怎么抉择。因此那天我在电话里和洁婷一会像是要争吵,一会又象是在述衷情一样絮叨和磨叽,搞得整个谈话的内容压根没有任何主题。
记得有个不知道是什么学科的学者曾经专门研究过一个课题,然后得出一个在外人看来挺无聊的结论。说人几乎每间隔200天就会发生一件自己绝对想不到的事情。因为洁婷这个命运的变化跨越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我绝对有理由按照这个理论原谅自己的震惊。不过那年洁婷后来开始不追问我怎么办了,她说她能自己解决,她说你先去xx把家安顿好,她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就来。洁婷还说让我放心,她绝对舍不得丢下曾经和她相濡以沫的小涛涛的。她还说她给我准备了一个礼物——一部摩拖罗拉的手机,现在是她自己用,到了xx就送给我。洁婷的这些话依然还能让我放心,甚至连一点宽心都做不到。因为不知道哪一个损人在相濡以沫后面加了几个字——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于是那一年我去xx的时候,心情和当年去通河打工时一样复杂。
洁婷那年在我动身前给我的最后的动向是她已经去北平,她的嫂嫂带她去的,因为她嫂嫂的一个同学就是《北平娱乐圈报》的编辑主任。她哥哥和嫂子商量过了,既然她这个妹子不愿意再上学了,那不如就直接找个对口的工作上班去吧。不过幸好,那个编辑主任的权利似乎并不够大,在北京呆了一周时间后,她的嫂子不得不悻悻的又带着洁婷回到了蜀都。
我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虽然还没去报道,但已经在xx租好了房子。这让我那天一个人在房间里激动的转了好几个圈,我在窗子旁望着大街上的人群,都感觉他们也知道了这个好消息,在奔走相告!
同样一泡尿,最后尿在自己裤子里还是尿在别人裤子里是完全两样的。因此,当同样的命运在我和洁婷身上重复上演时我的心情似乎也是天壤之别。
那年我到《xx导报》见到那个传说中的副总编第一面,他直截了当的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他说:“你这事现在不太好办啊——上面年初刚下了文,编制一律冻结,对外招聘的合同制员工也要求必须是研究生以上学历。”说完,他就痛苦地陷入沉思,似乎在为我这个“不太好办”的事情想办法。沉思了好久,他对我说:“你姓什么来着?”我说“姓林”。他说:“噢,对。小林啊,你看这件事情这么办好不好?我先安排你先到个部门实习着,你争取单独发一写稿件,做出点成绩来,一边过渡一边等机会”。我说好——鱼肉对刀俎有权利说的似乎也只有这个好字。
我和副总编的谈话到这儿就结束了,不过那天我一直感觉我们之间似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谈完,因为我手里一直握着花600元人民币搞来的毕业证书,跃跃欲试地想找机会给那位副总编辑看一下,可至始至终,这个机会我都没能得到。
不过幸运的是,我的故事和洁婷比起来,结局的版本有点不同——我没有悻悻的回东洲,而是被这个副总编领到了《xx导报》的文艺部,虽然还是实习,但这一次,我绝对受到了比《东洲商报》明显优越的待遇。先是副总编特意把文艺部主任叫了过来交代了好几句。然后主任在副总编离开后又叫来了手下的一名女记者,也是特意交代了好几句,甚至还着重提到了是副总编介绍来的。那个女记者也就是后来带我的老师姓郑,近视,戴着一副扁扁的眼镜,看起来很严肃的一个人。在被主任交代完后又把我叫交代我,她说:“这几天我也比较闲,等有采访任务的时候我会去叫你。”当时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是站在她靠窗的桌子旁边。我答应了一句好后,就不知道下句该说啥,也不知道是该一直站着还是该转身离去。事实情况是我选择一直站的的,因为文艺部很拥挤,而且几乎每一个办公桌上都座着人,我即使选择离去也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继续站着。
郑老师应该是对我这种刚毕业有点怯场的学生早就见怪不怪了,她说,“你跟我来,我给你找个坐的地方。”于是我跟着她到了隔壁比较宽大而且空旷的体育部。她说,你在这边随便坐吧,看看报纸,先熟悉熟悉环境。
就这样,在2000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拥有了自己的老师,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我曾经幻想的石破天惊的xx生活像闷屁一样偷偷摸摸开始了。
不过,我这个闷屁在体育部的沙发上刚坐了一会就引起了两个人的注意。那是两个自称是上海的女孩,个子都很高,但长相都不咋好看,更重要的是,她们也是实习生。因此,我和她们找到了很多共同的话题。那天上午,我象是对同事又象是对老师一样请教了她们很多问题,一直从10点半聊到将近12点——我喜欢和地位平等的人聊天,更喜欢和地位平等长相让我有优越感的人聊天。但就在我得意的时候,她们却开始打击我的优越感了,她们对我说:“午饭你怎么吃?我们一起去报社楼下吃麦当劳吧?”这个突然插入的话题让我愣了一下,而且脸上的横肉不经意地动了两动,但最后我嘴里说出的话是好啊,身体上做出的行动是脖子硬硬的和她们一起下了楼。
那其实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麦当劳,因此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圆一样显得木讷而且怯生。看着有人坐着吃,有人在柜台前排队,还有人端着东西走来走去,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幸好,这时其中一个女孩说,我有优惠券,你们俩个吃什么?把钱给我一起去买。我拿着那优惠券上下一看,我靠,东西还真够贵,磨蹭了好久,终于给自己点了一个16块钱的汉堡包,那个女孩说你不喝东西啊?我当时脱口而出:“我不要,我最讨厌碳酸饮料”。——当这句话经过我嘴巴到耳朵之间的距离后,我被吓呆了,我无法相信这声音是从曾经为了一罐健力宝赖在地上打滚的人口中说出来的。
世界终于开始教育我从东北乡到直辖市上海的距离并不是通过90分钟的聊天就可以完成的了。记得巴菲特曾经说过:“那些自以为投对娘胎就可以一世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公平的概念。”因此,按这个说法,2000年的那天中午,我有理由认为这个世界很不公平。因为那顿饭间两个女孩聊得最多是对我来说挺致命的一个话题——她们说我吃的真得很少!当时她们采用议论文的经典手法,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后,不断地找她们大学某个男生一顿可以吃掉8个汉堡,某个男生可以一口气吃下15对鸡翅等等论据来证明。把这个话题聊得很透彻之后,她们又开始不停的拿出粘满小挂饰的手机来摆弄,搞得我把外衣往下拉了好几次,好盖住挂在腰间的那个破旧并且已经停机的传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