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平淡的的记录洁婷第一次工作经历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那就是，当年洁婷跟我说买那种高档调味品的人素质都挺高的。但不买的呢？他们对洁婷什么样？洁婷没说过。一辈子都没跟我说过！
我们的家庭第二笔收入是300元人民币，但这钱来的似乎并不光彩！
1999年的6月，东洲市地方税务局为了加强发票的管理工作，推出了一项貌似全国性的创举——凡消费场所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的（含假发票，不正规发票），一经举报核实，给予3000元以上处罚。而举报者税务局给予罚款金额10%的现金奖励。这消息当时在东洲很轰动。所有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而且一些报纸还专门开辟了专栏，定期公布被处罚的店家名单。
不务正业的我真的感觉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凡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事儿，我都觉得是个机会。于是我就尝试着和洁婷商量，说之前，我其实心里挺没底的，我怕洁婷打击我说这个想法比无聊还无聊。不过洁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她的眼睛亮了——就像当年我们往祖国各地邮寄招生简章时候一样亮。洁婷异常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但我却突然有点蔫啦，因为那亮光让我开始怀疑这个发财的计划会不会也落个当年那样偷鸡不成蚀把米的结局。
婷是个性子很急的人，我们还没商量好整个计划的过程呢，洁婷却在没跟我打一声招呼的前提下自己开始实施了。而且实施的很不靠谱，那天我和洁婷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一节价值5毛钱的传呼机干电池后，洁婷让人家老板给开张发票——搞得我站在旁边都觉得不好意思。店老板自然更以为我们脑袋被屁嘣迷糊了。说：“我卖了十年东西了，也没开过一张发票。”但洁婷还不依不饶，她说：“卖东西怎么能不给开发票呢？”老板这下真的有点火了，他说：“我们这种小店根本就没领过发票，整个东洲你要能找到一家给你开发票的小店我脑袋都搬下来送给你！”
……
悻悻的退出来的洁婷随即也明白从这种小店里下手是没有用的了。而且她也意识到这事办起来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得好好筹划一下，否则压根就干不成。于是此后的一整天里我和洁婷都待在家里休整，就该计划的实施细节进行了友好的磋商。商量的最后结果是，行业选在中小型饭店，我们伪装成是外地来东洲出差的人，要发票的借口是回公司报销。
商量好这一切后，我们开始了这个被冠名为“劫富济贫”的行动了，第一目标是我们原来东洲科技大学附近的一家饭店。我们吃完后跟老板要发票，老板很痛快，直接让人给开了。我操，没成功。而且亏啦！这饭白吃啦。
第二天我和洁婷选择的是在北环路上的一家小酒店。菜挺贵的，我和洁婷挑便宜的吃也花了30多块钱。吃完我们跟老板要发票。老板很警觉，但很客气，他说：“不好意思哦，我们发票刚开完了，正交到税务局去换新的呢，你过两天来再来拿吧。”我说那你给我打个条吧。老板说：“可以啊，下个礼拜你来拿发票吧。”他边说边给我们写了个条：“欠发票一张，金额叁拾陆元。XXX酒店”。拿到这张条子后，我如获至宝，忙给税务局打举报电话。税务局在问清楚情况后说：“你这个不行啊，有可能人家真的是发票用完了呢。这样吧，你下个星期再去要一下发票，如果他还不给你，你再打我们电话，我们会派人跟你去一躺。”……
一个星期后，当那家饭店的老板看见我骑着自行车来要发票的时候，他没再推脱什么。按我当初消费的金额正儿八经的开了一张发票。这说明，我又亏了。
连续两次失败后，我也开始觉得自己策划的这个发财方案有点不靠谱了。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税务局和商家联合搞的一次促销活动——通过这样的手段把我们的钞票都骗到商家的手里。于是我先和洁婷提出要放弃了，因为再这样吃下去，这个家早晚会吃空。洁婷其实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她仍然不死心，她说：“最后再试一次。”……
事后证明，很多时候，坚持真的等于胜利。
我们成功的那家饭店位于长河路，算是一家中档偏下的饭店。那天我和洁婷进去后为了把这戏演得很像，还一边吃饭一边假装谈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吃完了饭付帐的时候，我们按事先设计的情节问了一下老板，“东洲肉联厂怎么走？”老板很热心，给我们说了半天，甚至他还怕我们不明白，在收银台的空白菜单上给我们画了一个简易地图。干完了这一切后，我才在老板给我们找钱的时候假装不经意的说了一句：“老板，给我开张票哦。”那个老板说，“哦，要发票哦。好，我给你搞一张”。于是就转身钻进了收银台后面的房间。过了好一会才拿着一张开好的发票出来。
出了那家饭店的门后，洁婷有点泄气了——又失败了。但眼尖的我从那张发票中发现了问题，发票上盖的印章是天水大酒店，压根就不是我们刚才用餐的，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假发票吧？这真的就是一张假发票，因为当我把它交到税务局的时候，那人只看了一眼就让我在一个本子上登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一个星期后，他们通知我去领300块的奖金。领钱的那一天，是我一个人去的，当我手里握着300元举报奖金的时候，突然动了恻隐之心。我问税务局的那人。这家酒店你们罚了他多少钱。他回答我说：“3000。”我哦了一声后就出了门。其实那一天我把300块钱往怀里揣的时候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我的眼前浮现起了那张手绘的简易地图。
这件事儿到此就终结了，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再也没去干过，因为我开始彻彻底底的明白。劫富济贫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到是让善良的人受伤来得更容易！
东洲炎热的夏季又一次到来了，也是在这个夏季，我们就算再欺骗自己，也不能说自己还是学生了——因为自考的大专学制只有两年。洁婷在那个夏天去自考办忙着办理毕业证。而我却无所事事，我还无法毕业，我的《政治经济学》还要等到10月份才能补考。也是在那个夏天，我身边同学们的生活迅速开始分化。混得好的是王亮和石林，王亮在经过众多工作的波折后终于在我帮他找的那家公司扎下了根。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成长的很快，特别是在那个夏天，他拉到了好几单大业务，公司也很诚信，估计拿了不少提成。因此，他令人羡慕的买了一部手机。而石林发迹的原因是因为他开始从事贩卖假文凭的业务。那时候正是学生的毕业高峰阶段，很多自考生在东洲混了两年后，挂科的数量接近两位数。因此彻底对自考丧失了信心。只有花钱买个假文凭好回家有个交代。因此石林的生意做得很跑火。他跟我说，办一个证至少就能赚200-300元。
当然，混的差的也很多。以我为代表吧。还有晓军等一大批人，他们要么是处于失业状态，要么是在饭店做服务员，干得更多的，是帮人家贴牛皮癣广告，一张3分钱。我们这么一大帮人要文凭没文凭，要经验没经验，彻底成为这个社会的最底层。
对了，那年夏天洁婷把那个让人骄傲的毕业证领回来了。不过它真的很粗糙，从外观上看很像一个劣质的荣誉证书。用石林的原话讲就是“假的都做得比这好！”
那个夏天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单独说明一下，这件事情和性有关。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情还和他妈的性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