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了电话的我不得不又辛苦的骑回了东三巷，我说的没错，真的没人，那时如果有照相机，我一定把那个空无一人的巷子拍个照片，以此向老师证明我并没有说谎。但我没有相机，因此，我必须去问。最后，我还在东三巷巷口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简陋的卖水的地方，我买了一瓶水，跟老板打听关于死人的事儿。老板说：“早上刚被拉走了——好几天前流浪汉就在那病倒了，我们给政府部门打电话，来了个医生给打了一针。后来就没人再来过，人就一直在那儿躺着，连病带冻的死了。”……
问清楚了事实后，我回到了报社，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下，老师说：“你打电话问一下最后是哪个部门把人拉走的，然后写写看吧。”于是，我把电话达到卫生局，卫生局的人接到报社的电话好象还很高兴，一个女的在电话里很官方的说：“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后先是指派了医生前往救治。在人死亡后也积极协调其他部门共同解决尸体的处理工作，就在今天下午我们还指派了防疫部门前往现场进行消毒。”不过我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却总想着一鸣惊人。标题起得很CCAV：“多部门推委——流浪汉死亡三天无人问津！”
我这个费劲扒拉写了1个多小时的大稿送给老师后他只看一眼就给我退回来了。退回来的时候他反问了我一句：“你这么写不怕人家告你啊？”
我又变成报社里的一个闲人啦，毕竟我把连续两次的表现机会都浪费了，这显得有点奢侈。新闻线索少的时候，连类似城市管理者打人的群体事件都有老师争着去采访。而我，只有盼望再有流浪汉死亡了。可那段日子。东洲的流浪人员身体都倍棒，吃嘛嘛香。这让我又有离开报社的郁闷了。是的，我选择了离开，一是每年固定在4月份举行的考试又要来临了，二是我的生活在郁闷中又遭遇了一次打击。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六，那天张芬来做客了。我和洁婷一起去菜市买了条鱼，洁婷看着那人称斤两。让我去旁边买调料的摊位买一两干辣椒。我跑过去问了一下价格，不算贵，一快一两。于是我扔过去一块钱说，给我称一两。买辣椒的人挺牛B，一听说我只买一两，直接回给我两字——“不卖”！看着我愣在那里，又补充了一句，“没法称”。我说，那我买二两应该好称了吧。买辣椒的人上下打量了一下我，有点轻蔑的说：“算了，看你也是个苦出身的，自己抓一把吧。”这时，洁婷已经买好了鱼过来，一听贩子这话自然不干了，马上回了一句：“一看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人，狗眼看人低！”说完，拉着还在发呆的我转身就走。那个贩子被洁婷冲得楞是半天没回过神。等我和洁婷走出好几步后，他才反应过来，骂了一句：“日”！“回家日你妈去！”洁婷转过身以更大的声音回复他。
那天，我目瞪口呆地跟着发彪的洁婷走出那个菜市场后，洁婷才象松了发条的机器一下子软弱了下来，她甚至有点眼泪汪汪的了，一边走，一边自己嘟囔：“这种人真讨厌！我最恨别人瞧不起你！”
……
夜晚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我发现洁婷完全是女中豪杰啊，在买切糕的北疆人明晃晃的屠刀下，洁婷没有一丝恐惧，挺身而出！而在菜贩子想用阿Q调戏小尼姑的手段对付我的时候，洁婷果敢地挡在我的面前，自毁形象地反击着。而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都成了一个软蛋。我发现我越来越不男人啦。我也开始迷茫这些年我到底是进化了还是退化啦。
我想至少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是进化了的。因为我开始重视这场即将到来的考试了。这一定是他们想看到的。但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退化了，因为那时候的我压根没有任何梦想。即使有，那梦想也小的可怜——两个，一是梦想有钱。二是梦想考试能顺利过关——当一个人放弃对世界的抗争的时候，其实压根就不配有任何梦想！
不过1999年的4月并不是我姓林的好日子，我的生活在经历老师安排采访死人和被菜贩子蔑视之后又增加了一件事儿。一出考场我就知道又有一科挂了——《美学》。这说明那个年纪我压根没弄明白什么东西是美。很多时候，我都用丑的标准来审视这个世界，但很可惜，直到今天，也没有《丑学》这门学科，因此我自我领悟的知识很是没有用武之地。但在这里我今天把丑说成一个学科并不感觉到丢人。因为那一年，我就因为《美学》而丑陋了一把——我决定找老师改成绩。
我从高年级新闻系的师哥那里打探到教美学的老师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在一个周六的早上，一个人杀到了他的家里。
其实去之前，我和洁婷还商量了一下送点什么。洁婷说送钱。我是钱自然要送，但只送钱有点赤裸裸，不符合我姓林的性格。我说送烟吧，然后把钱放在烟里——因为我看电视里和文学作品中都是这么介绍的。洁婷说随便你，你能有勇气送礼我都很佩服你了。于是就那么定了，200快钱，放在红包里，然后我又买了两包硬中华烟，把红包夹在两盒香烟之间，勇敢的去拜访那位从未谋面的老师。
当你选择对这个世界顺从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对你的态度并不像想象得那样差。那一天我敲开美学老师的家门的时候，老师还没起床，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着NBA直播。我先是介绍了自己对《美学》这门学科浓厚的兴趣，然后又检讨了一下自己这次考试准备的不太充分。最后才把话引向正题。为了怕老师拒绝我，我还特意在说到正题的时候，假装不经意的把怀里那夹着红包的两包香烟掏出来放在手边的桌子上（愚蠢的做法，自我鉴定完毕！）。但老师那时眼睛压根没离开电视，他看都没看我就说：“没事儿，你别慌，你把你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写给我。”那一刻，我真的感觉高兴的想要蹦起来，原来办成一件事情竟然这么简单啊，我当初在家里设想的层层障碍一件也没发生。于是我迅速把早已经写好关于我考试一切个人信息的纸条递了过去。老师接了过来，扫了一眼说：“没事，批卷的时候我找找，给你提提分。”然后就继续看他的NBA了。我知道我告辞的时候到了，于是站起身，说：“老师谢谢你哦。那我先走了——这两包香烟你拿着抽，谢谢啦”说完我就往外走，而房间里，老师并没有起身，而是大叫他老婆的名字。
那一天，虽然我出门很快，但还是被应该称为师娘的人在门口追上了，她迅速把东西塞回我的怀里，我想推辞，但她却把铁艺门关上了，隔着门说：“小事情，你老师说能帮忙就能办的，你赶紧回去吧。”我说：“那怎么……”她说：“慢点走哦，不送你啦”就不等我说完就关上了门。
在我和他们的世界被那扇铁门隔开之后，我还僵在脸上假装很为难的表情立刻转变成了小人得志的丑陋的笑容——没花钱，哈哈，我竟然没花钱，老师你可能不知道，我压根就不想给你钱。
对了，我的《美学》最终以60分压线过关，算是报了《政治经济学》59分挂掉的一箭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