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残酷的现实让我必须自己恶心一下自己了——我买了一包当时算很好的"金苹果"香烟。在办公室里瞎转悠，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的来临，好掏出来给两个男老师打支香烟，这时机要把握的好，要自然，不能显得做作。我等啊等，那时机却一直等不来——今天看起来十分容易的一件事情在当时却费了好大劲才做出来，我颤颤微微的拿出两支香烟，说：“老师抽烟，老师抽烟”。那场面连我自己都觉得不自然。不过那两支香烟确实还是起了作用，其中的一个男老师说：“小林，现在哪个老师带你啊？看你天天在这坐着的”。我说：“主任没给我指定哪个老师啊，就让我到咱们这个部实习。”那个老师说：“噢，没老师带就不好办哦。”我不知道怎么去接话，想了一下，也没想出怎么接。于是那支香烟的作用就这样发挥完了。晚上回家的时候，我跟洁婷说：“我不想去了。”洁婷这时候显示出了女人的坚毅，她说：“你不去我也没意见，但，涛，我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太顺了，你从小到大基本都没遇到什么沟坎，我觉得有点小磨难对你来说也是好事，没有人能顺一辈子啊？”洁婷的这番话让我做为一个男人很无地自容。于是再思考了一夜后我还是决定坚持下去。
不过那一夜我在做出这个决定前还想了很多问题。我在想我是怎么从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变成现在呆傻痴蔫的。是因为我生长在农村见的世面太少么？好象不是，农村出来的也有很多人很活络啊。是时间和环境开始把我的菱角磨平了么？好象也不是。我的生活除了那次被公共安全专家机关打击外正如洁婷说的，其实也挺顺的。是我还在坚持着什么吗？我好象什么都不坚持啦，我都投降啦，命运怎么还对我不依不饶啊。就这样找到一个理由再驳斥一个理由，反反复复的，一夜都没想明白。
直到今天，在外人看来我还是一个很沉默的人，这说明直到今天这事儿我还没想明白。
上帝终于给我机会啦，那天办公室接到新闻爆料，时代大道旁的绵纺厂旁保安打了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被群众围住了。接到这个新闻线索的时候，办公室内只有两名早已有采访任务的老师，于是他们的眼光就一起聚向了我。他们说：“小林，你去看看吧，看看有没有价值。你对东洲的路熟悉吧，能找到那个地方吧？”我说：“能，我身上有地图。”我一刻也等不及啦，边说边跑了出去……
一路上，我的自行车骑得飞快，耳边三月的和风徐徐的吹着，让我感觉很畅快。妈的，小媳妇终于熬成婆啦，我终于也得到采访的机会啦，而且还他妈是单独的。想一想自己一会就要在一群人中高声报出自己的身份——记者，我高兴得嘴都合不拢。
肥皂厂并不好找，我在时代大道上打开地图看了很久又问了两个路人才问到。一到那儿，发现现场确实围了一大堆人，被打的老头躺在人群的中间，半躺半卧着。我从人群中挤了进去。问他：“大爷，我是《东周商报》的记者，能把你怎么被打的经过说一下么？”人群在我自豪的报出了身份后立刻骚动起来，马上有人凑过来说：“人家老头也没进它厂门遭他惹他了，抓住就打，打倒在地上了还踹。一直从……”没等他说完，另一个黑胖的男人已经拉我转过身来，说：“我是从头看到尾的，那个老头我经常见他，一直在这一带收破烂，那个鸟宝安是新来的，前几天他们厂子丢了东西……”“吊保安凶的很，穿身狗皮了不得啊？”另一个更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四周开始越来越吵杂，他们象见到救世主一样不停地对我诉说，以至于我压根无法完整的听完任何一句话。四周都是嘴，唾液以及一张张愤怒的脸，他们紧紧地包围着我，以至于我都无法看到天空。这让我有点察觉场面似乎有点不对了，因为我开始象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在人潮中被摆过来摆过去，压根无法把控它。更要命的是，这个时候一个人站了出了出来说：“是我给报社打电话的，记者你过来听我说。”一边说他一边拉我，想把我从暴风雨中心解救出来。
但他的动作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他们说：“你别拉！你让人家记者听我们说。你把人想往哪儿拉？不就是拉到馆子店里么？”几个说得激动的人还伸出手来往回拉我。于是，没有任何处理群体事件经验的我只能傻呆呆的看着场面彻底失控啦。我被人们拉过来拉过去，口袋里一张破旧的东洲市地图就掉在了地上。一个年轻人马上象发现了什么宝贝似的检了起来，对着人群高喊：“这个人不是记者！他还带着地图呢！”可怜的我那时真的想冲过去悟住他的嘴巴，因为我一张嘴没有任何东西来证明自己记者的身份，我开始后悔自己出来的太过匆忙了。那怕那一刻我拿出一张印有《东周商报》的信纸似乎都很有信服力。但那一刻，我只能向质疑的人群用嘴来解释了，我说：“我是记者，实习记者，不信你们打电话去报社问去。”这种解释现在看来幼稚而且可笑。于是一场保安打人的悲剧在我出现后变成了一个大伙对记者身份质疑的闹剧。我发现自己天生就是救世主啊，到哪里都是解放了别人，围困了自己。
我不得不为自己年轻的毛躁付出代价了，那天我好不容易逃回报社后，对老师汇报了听来的整个事件的状况。老师听完后追问了我一句：“那个打人的保安又怎么说的呢？”这让我一下子把我问圆了嘴；“保——安？我没见到那个保安啊？”老师摇了一下头说：“算啦，那就算了吧”。老师的这句话，就是我那次采访最终的结局。
第一次的采访任务虽然完成的很失败，但毕竟有了开始。就像**对于处丨女丨一样，虽然注定不会高丨潮丨，但一样新鲜而刺激。因此，丢人的表现这次并没有损伤我脆弱的自尊，反而让我更加坚定继续留在报社里的信心，等待着第二次机会的来临。
但刚摆平心态的我又要面临另一件事情的骚扰了——我们住的这幢筒子楼要拆了，房东开始催我们搬家。于是，我不得不暂停一下我实习的日子，和洁婷一起出去找房子。连跑了两天，也没遇到合适的，幸亏王亮的一个同事给他介绍了一个银行家属院的两室一厅。价格还算公道，300块/月，我和王亮每家承担150元，合住在一起。房东是个挺好的女的，只跟我们交代了一句“尽量不要经常带人过来玩。”于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我们从那座筒子楼里搬了出来——终于摆脱了那个不断说要“剪掉”我们的那户人家啦……
这次小的动荡几乎没对我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我们也很遵守承诺——除了王亮的干妹妹张芬，我们谁也没带来过。
忙完搬家的事情后，我发现已经有一个礼拜没去报社了。于是在一个周一的早上，我换了身干净衣裳，准时准点的来到了办公室。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终于有老师主动和我打招呼了，他说：“小林，你又来啦？”他说的很随意，但我怎么听怎么像我似乎不应该来的样子。洁婷后来对我这样的表现总结为“小心眼，想得太多。”但那时候的我真的就是这样敏感脆弱，我巴不得世界的一切都按着我的意思来，可很抱歉，世界那时候是我儿子，而且还是青春期，处处与他爹对着干！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我重新返回报社的第二天，我又有了一个采访任务，而且，也是单独的。
但这次单独的采访任务我去的有点不情愿。换你你也不会情愿——采访死人——有群众打新闻热线说东三巷一个偏僻的垃圾堆旁一个流浪汉死在了那里，都三天了也没人管。打电话给环卫，环卫说找卫生局。打给卫生局卫生局说你神经啊，这事怎么能找到我们。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报社。而报社就把这个艰巨的采访任务交给了我。
那天，我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提前做了很多工作后，才带着笔和纸上路了。出发前，我给自己打了打气，妈的，死人就死人吧，总不没采访干闲着好。
那天我在东三巷转了两圈，总共碰到了三个大的垃圾堆，但也没找到爆料者所说的事发地点。东三巷本来就是一条偏僻的小路。一路上都没什么人，我又转了一大圈，还是没找到，于是我返身骑到繁华的地段找了家电话亭给报社的老师打了个电话。我说没看到啊，是不是记录读者来电的老师把地址搞错了？老师反问：“你没找人再问问？”我强大的回答“路上没人啊。”老师说：“怎么可能？”就挂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