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怎么样我也不能接收她呀，我不具备任何接收她的条件。再怎么纠结我也得停止纠结，我告诫自己。

我迈步往我卧室走。婴儿再怎么哭闹都与我无关了。我知道我能不惹这个麻烦。然而，躺回被子里我却怎么都睡不着，不只是因为婴儿的哭泣声不绝于耳，是我清醒地知道，婴儿接下去的命运完全由我掌握着。

毫无疑问，只要再持续一段时间，门口的婴儿不饿死也会冻死。

如此一来，我的冷漠岂不促使我成了谋害生命的刽子手？

如此反复，我决定再次开门。

不用说，盖在幼婴身上的小毛毯又被她踢开了。或许是被开门声吸引了，一直哭泣的婴儿停止了哭泣。她再次用玉石般的眼睛看着我。

多么可怜可爱的孩子。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很有线条感的双眼皮，红通通的双颊。

我连忙弯腰把婴儿抱起来。

说来也奇怪，小孩一抱上手，女性天生的母性即刻被激发出来，并且源源不断。我忍不住把脸靠近女婴的脸，这一靠，把我吓一跳，女婴的脸滚烫滚烫，她显然发着高烧。

必须立即送医院！这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

这一回我没有片刻犹豫，到卧室里选了两间衣服，将所有的现金放进包里，即刻出门去医院。

天已经蒙蒙亮了，街道上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就连清洁工都还没有开始工作。

虽是春天了，可是早上的寒气依旧逼人。我原以为能拦下一辆三轮车，可是，一路上都不见三轮车的影子。

我只能抱着婴儿疾走。虽说一路都是平坦的水泥路面，可还是感觉深一脚浅一脚的。

怀里的孩子却出奇的乖，不哭也不闹。真是个有灵性的孩子。

到了医院，护士用体温计给婴儿量体温，体温竟然高达40度，引来护士的责备，我唯唯诺诺。待到护士问及孩子的名字的时候，我还真窘了。我哪知道孩子叫什么名字？可是，为了不让护士进一步鄙视我，我窘了几秒，然后告诉护士孩子的名字叫“郝佳”。

郝佳就这样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郝佳出现在我生命里，减轻了我很多痛苦，让我的生活变得无比充实。

我收养弃婴的事就像我“下嫁”给做包子的齐正哲一样让人费解，尤其是局里领导对我很不满，因为要照顾郝佳，原本时不时就要请假的我现在请假成了家常便饭，虽然工作日里几乎都是房东阿姨帮忙照看。我的那个什么副股长的头衔早就被拿掉了。这样的东西对我来说又算什么呢？

哥，如果你不厌烦，我倒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房东阿姨。这是个很有善心又非常慈祥的老人，六十多岁的年纪，头发已然全白。她个子很矮，再加上脊背无比弯曲，整个人看上去都不到一米五，可是，她的身子骨却很硬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郝佳的尿布几乎都是她帮忙清洗的。

说心里话，若不是有房东阿姨，我几乎寸步难行，更别说按时上下班了。

郝佳长到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又一次发高烧，我原以为和之前几次高烧一样，吃点药，打点退烧针就会没事，不想高烧持续不退，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拍片检查，竟然查出郝佳的脑子里长了个瘤。

是这个瘤在作怪。

这可把我吓坏了。

医生建议去上海肿瘤医院摘除，我一下子懵了。一个上海大城市都不曾去过的女孩却要带孩子到城市所在的肿瘤医院做手术，想想都难比登天。

可是，更可怕的还是高额的治疗费用。医生预测要几万块钱费用。几万块？是两三万还是四五万？而我工作近三年也只有五六千的存款。

齐正哲都还躺在医院里，每天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好在有齐正礼撑着，如今，郝佳又要动手术，这可真叫祸不单行。

现在要和哥说一说吴是福这个人了。

哥可能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印象。哦，有？对对，就是那个骑自行车撞着我的人。他在民政局门口开了个小餐馆。我和同事时不时在他小餐馆聚一聚。哥记性可真好。

或许真叫不打不相识吧，自打他把我撞进医院之后，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增多了。

一方面是他总是跑到我们的包子铺来预订包子。

他那个小餐馆有时候会承接三四桌的小酒席，比如摆满月席或周岁生日席什么的。

阳江县的人都有给小孩做满月做周岁生日的习俗，反而十岁生日二十岁生日之类的生日席不大会做。

在这样的宴席上，吴是福首创了一道很受欢迎的吃食——在客人们大吃大喝之后上一盘热腾腾的包子。

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做法。客人们大吃特吃各种佳肴之后，再吃大米饭会觉得撑，吃不下，可不吃，又担心晚上肚子饿，这时，吃一个包子下肚，什么担忧都没了。

据说，吴是福首创之后，不单那些小餐馆，连阳江饭店等一些很高档的饭店也纷纷借鉴学习。

所以，到齐正哲包子铺来预订包子的人就有了一定的数量。

另一方面，遇上我们不愿烧饭烧菜，我们总是步行到吴是福的小餐馆炒几个菜吃饭。

这个时候，吴是福总要想法子让齐正哲喝几杯酒，他陪。生意忙的时候，他借端菜给其他客人的时候绕到我们这一桌来喝一大口，而后接着去炒他的菜；闲的时候他索性坐下来和我们边喝酒边唠嗑。

吴是福很会唠嗑。他讲过一个笑话（其实是真人真事）把我笑得肚子疼，把齐正哲笑得将含在嘴里的吃食喷在桌子前，搞得齐正哲羞愧难当。

说一个中学校长，能抽烟能打牌也会放荡自己，可就是不能喝酒。遇上来了客人，只能叫总务主任和团支部书记陪酒，因为这两个人的酒量特别好。

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一百五十元，他们喝的酒是二十八块一瓶的汾酒，一桌下来，少则两三瓶多则四五瓶。四五瓶，那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呀。

这校长呀，就很不舒服，下定决心要学喝酒。便找到总务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校长说要学喝酒，那岂有不教的道理？他们把校长请到总务主任的单身宿舍，让校长坐在一张木椅上，把双手绑缚在椅背上，便开始教校长喝酒。

下酒菜只有一碟花生米。两颗花生米，一瓢酒。一瓢酒下肚，校长砸吧砸吧舌头，觉得还可以。再喂两颗花生米，接着一瓢酒。问校长还行不，校长说头有点晕。总务主任说，晕？那说明能喝呀。再来一口。

于是，又是两颗花生米，一瓢酒。这第三瓢酒下肚，总务主任还没来得及问校长的感受，校长头一歪就不省人事了，吓得两个行政领导赶紧把校长送去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