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上海好不啦？我上海长大的呀，听偷跑回上海的知青说过好多你们云南的事，一直想过来看看。”

“我们云南的事？我们云南的事还要你说吗？”

“这个事情很诡异的，我说我的，觉得不好听再说嘛，对伐？”

大白脸坚持着讲了一件事。民国的时候，越南那边爆发过不知道是饥荒还是疫病，往中越边境上迁进来好些流民。这些流民要么找到条件好的地方跟那个地方的人生活在一起，要么在商道附近的老林子里落户，靠劫掠商道过日子。他们的手段残忍，从不留活口，财物劫了变卖，人头还能割下来卖给一些要祭祀人头的部落。好像佤族就有祭祀人头的习俗，他们觉得头发越长的人头越能祈祷丰收。厉害的部落自己派人到邻近别族寨子里去猎人头；弱一点的，只好用米酒、粮食、兽皮等物品买这些流民手里的人头。当时佤族每年需要人头祭祀的时候都会敲响木鼓，所以有句让人毛骨悚然的民谚：

木鼓响，人头痒。

解放后毛主席跟这些部落的首领谈判，建议他们用猪牛羊等牲畜去祭祀，他们的长老开始不同意，说不用人头就不灵了。后来中央直接派技术员过来做交流，帮助他们生产，这才改掉祭祀人头的残忍陋俗。当时调派过来的知青还把附近林子里，山坳里，所有村子、部落、寨子全部清点过。后来地质勘探队来修路、挖井、找矿，在那些商道附近的村子里挖出数不清的无头尸骨……

到这里，我算是明白了大白脸想表述什么，故意凑到他耳边说：“大白脸，你到后边那口井里去瞧瞧，说不定也能看见没头的女人向你招手……”

大白脸倒不怕，他接着说：“诡异的地方还没到的啦！那是在地质勘探队来之前，一个村子里好些人怕见光怕见水，一个上海学医的知青起了疑心，给这些人验血，你们说怎么样……”

大白脸故意停下，我和金大牛都等着他说下文。他“哎”了一声埋头睡下，惹得金大牛一脚踹过去：“你个温州上海佬，少罗嗦，快说，怎么样？”

大白脸抱着被子跑下地：“不要动手动脚这么粗鲁，我们新时代的军人是文明的军人；我们新时代的部队是文明的部队，对伐？”

我抄起床头的搪瓷缸就要砸过去，他连忙提着裤子说：“我说我说，我说就是了呀！”

“你快说，在磨叽给你扔井里你信不？”

“验了血，怕光怕水，不就是狂犬病喽！”

“我了个去！狂犬病诡异什么，说得跟《天山上的来客》特务战似的……”

大白脸摇摇头，牛气哄哄地说：“问题是找不到传染源啊，打死所有狗化验都正常，当时怀疑那些挖水井时挖出来的无头尸骨中有狂犬病人……”

我是一大搪瓷缸！当时对这些什么传染病啊乱七八糟的完全不了解，就觉得大白脸瞎吹，当即朝门外喊：“大蒜丘，大白脸说他要替你站岗！”

大蒜丘兴冲冲跑进来一把扯过大白脸身上的被单披在身上，朝他说：“还是你小子仗义，以后要再听到有人说你们上海人不厚道，俺第一个不放过他！”

门“砰”一声关起来，隔着门听见大白脸嚎叫：“我不能站岗的呀，感冒了我的工作谁做？你们不能这么对待知识分子的呀……”

大白脸没办法，只好穿上被我们扔出去的衣服，一个人老老实实守在门外。三个人聊了一会儿便渐渐入睡，后半夜，油灯亮起来，朦胧中看见金大牛批衣服起身出门；又过了一会儿，金大牛还没回来，大蒜丘也出去了。我没管，继续睡。恍惚中觉得胸口有些凉，有什么人在拍打，我缓缓睁开眼睛……

一个戴着瓜皮帽的小孩儿笑嘻嘻地在摸我的胸膛。当时没太在意，太困了，只是心里想，哪来的小鬼，这么调皮？谁知到那小家伙越摸越起劲，还爬到我身上压着我。胸口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那小孩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像假山石一样一小座压在我身上，我是叫也叫不出，动也动不了……真他妈应了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鼻子说到这里，我宽慰他说：“这是梦魇，手压在胸口做噩梦呢！”

“屁！”鼻子反口一句，接着说：“要不是屋梁上的蝙蝠掉下来砸进尿痛里‘哐啷啷’一声，我们一屋子三个大约都要死在那。你以为就我被梦魇住了？一个晚上一屋子三个都做了同样的噩梦，同样的‘瓜皮帽小地主’，同样地压在我们胸口……最真的证据就是这件军服，你看看这个黑掌印，你看看。所以我总跟他们说，什么科学思想都他妈没用，关键时刻不如一只尿桶！我是信这些的，因为我亲身经历过。”

鼻子看着我的眼神十分恳切，接下来，他给我说了那个晚上载了个白衣老太婆的事。我知道他绝对没有开玩笑，而我只是嘴角抽动着笑了一笑，我试着找了一条理由说：“也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跟那个有关，说不定你载了个疯老婆子。很多精神不正常的人都会有神秘力量，前几年一个疯女人提着菜刀追砍行人，五个丨警丨察都压制不住她。”

鼻子想了一会儿，又抬起头问我：“那你信我吗？”

“我信！”

鼻子看上去宽慰了很多，他说要他家胖婆娘（鼻子媳妇）给他烧纸压惊喊魂。临别时我向他求了一件事，要他找个认路的带我去安化乡，我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得过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