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创立的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使技击艺术首次成为一个建立在完备的技击技能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不断融合、开放性的技术系统，并升华为修身育德、完善人格精神和身心机能的体育显学。使武学成为能体物不遗、完备良知良能、文武兼容互补的修身实学。
因此自1915年起，孙禄堂开始撰写武学著作，以阐发其武学原理和技术体系。从1915年到1932年的这18年里，孙禄堂率先撰写了《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等一系列武学专著，以及《论拳术内外家之别》、《拳术述闻》、《详论形意、八卦、太极之原理》等武学文论，开创了武学发展的新纪元。
孙禄堂的武学体系是以《易经》为立论，以儒释道诸家学理为参照，不仅在技击功能上是对当时武学研究水平的全面超越，而且构建了道艺武学哲武一体、体物不遗的修身学说，使孙氏武学成为支撑、验证、完善中国传统哲学的根基。
因此，孙禄堂的武学体系堪称是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中国武学发展的最高成就。当年曾令海内精技艺者无不望风倾倒，著名学者如马一浮、胡朴安、蔡元培、陈曾则、刘春霖、陈夔龙等对孙皆持弟子礼。
中华武艺复兴是以16世纪为起点，以战阵、齐勇为表征的军旅武术为发端；到17世纪、18世纪武术朝着单兵化、徒手化、养生化演化，以及开始将导引吐纳引入武技的研修，并将对技法的研究逐渐发展到对劲力研究的层面；到19世纪，随着对劲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了各家武艺若干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劲力特征卓然于时的几大拳系；再到20世纪初，最终由孙禄堂发现了技击运动的根本规律，构建了拳与道合的中华武学体系，是16世纪至20世纪中国武学发展的基本脉络。然而20世纪初当孙禄堂完成构建了拳与道合的武学体系之时，也正是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劲冲击乃至分崩离析之时。随着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西方文明的巨大成功所形成的文化强势，使得孙禄堂的武学体系所代表所蕴涵的文化与当时的文化潮流难以抗衡，因此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并没有被当时社会所认识。只有极少数文化精英能够感悟到孙禄堂武学体系的人文内涵和巨大的文化价值，但是他们在武功上造诣不深，难以承担起继承、发扬道艺武学的学术重任。因此，孙禄堂的武学体系从其完成建构的那天起，就开始面临着被淹没的窘境。孙禄堂曾感慨道：“吾言虽详且尽，犹虑能解者百人中无一二人。吾惧此术之绝其传也。”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能够理解孙禄堂武学体系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接上
粉碎虚空者————孙禄堂（3）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自鸦片战争之后，经过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庚子之乱等来自内外的动荡与冲击，使国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在技术上的优势，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西方的一切包括文化由惊恐畏惧转而为崇拜，随着五四运动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国内一批知识分子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达到了一个高峰。因此这一时期的武术家群体对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中华道艺武学体系，或因为文化根基所限而不能明其所以，或由于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而怀疑甚至全盘否定，导致孙禄堂的武学的成就难以被当时大多数人真正理解和接受。因此，客观上造成了代表中国武学最高成就的孙禄堂的武学体系，在刚刚完成，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就迅速进入了“冰河”期。这是在时代大更迭与文化大冲击的过程中之大势使然，非学术价值本身所能左右。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武学的发展在孙禄堂之后，在学术上未能进一步上升，而是出现明显的滑落。
1918年10月，徐世昌当选民国总统，聘请孙禄堂任总统府武承宣官，负责徐世昌的保卫工作，直到1922年徐世昌下野。在这期间，日本全国柔术冠军阪垣曾访孙禄堂较艺。孙禄堂轻取阪垣。据《世界日报》记载：“民国八九年间，孙在京时。时有日本著名柔术家阪垣者，来游中国，恃其柔术与华人斗，所向无敌。因之阪垣骄甚。嗣闻孙禄堂之名，即访孙，请一较身手。孙对阪垣谦逊如常，不肯较力。阪垣误以为孙为胆怯，请较益坚。孙力辞不获，乃允之，并依阪垣所提出之比赛方法，于客厅中设一地毯，二人并卧其上，阪垣以双腿夹住孙之双腿，两手攀抱孙之左臂，曰：‘余将使用柔术，只需两手一搓，汝左臂将断。’笑答曰：‘请汝一试可也，余意制之亦非难事。’阪垣闻言，露惊骇之态，即开始用力，孰知刚一发动，两臂如受重大打击，寻且震及全身，此时阪垣非惟手腿不能坚持孙体，即全身被震，滚至离孙两丈外室隅处。四旁站立之孙之弟子及外界观众甚多，至此莫不大声喝彩。阪垣自地爬起，脸红耳赤，恼羞成怒，突由身旁掏出手枪，孙之弟子方欲上前制止，孙从容谓曰：‘不必不必，看他如何打法。’乃立于阪垣对面靠墙而待。阪垣举枪瞄准，自意必中，谁知枪声响毕，阪垣视之，已失孙所在。方诧异间，忽有笑声发自阪垣身后，反视之孙也。盖阪垣动枪机时，孙即一跃至阪垣身后矣。至此观众哗然大笑，阪垣垂头丧气辞出。数日后，阪垣请托多人说孙，欲从孙学艺，孙未允焉。”
1922年夏，孙禄堂的三子孙务滋在太仓中学教授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螺丝扎入肋骨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孙务滋的去世使孙禄堂极为悲伤，孙禄堂很重视对孙务滋的教育，使孙务滋在中、西学方面均受过较系统的教育，因此，孙务滋的早逝对孙氏武学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在给儿子送葬时，一向能够控制自己情感的孙禄堂手抚儿子的棺材大声说：“老三我哭你一声吧！”声如霹雳，悲伤至极，一口血随之喷出。
1924年，孙禄堂出版了堪称武学经典的《拳意述真》一书，前辈宋世荣看后，惊叹不已，邀请孙禄堂去山西见面。时宋世荣在介休，孙禄堂到太原后由宋世荣的徒孙董秀生一路陪同，拜访宋世荣及山西各地同门，宋世荣精通内功修炼，当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后，宋世荣异常兴奋，在《拳意述真》的扉页上写道：“禄堂仁棣：学于后，空于前，后来居上，独续先宗绝学。”认为孙禄堂的武功已经超逸前代，独续绝学。
孙禄堂与宋世荣交流数日后，在返回北京时途径省城太原，这时一路上陪同孙禄堂的董秀生，亲眼目睹了孙禄堂的武功无人能及，因此一再要求孙禄堂留在他家，以便向孙禄堂深入地请教学习，于是孙禄堂逗留董宅月余。期间，孙禄堂曾蒙目同时与十几位练了多年武功的青壮年交手，连试了多次，每次都在一瞬间，孙禄堂就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打翻在地。观者无不惊骇，叹为奇迹。月余后，因北京来函紧催，于是孙禄堂返回北京，临行前，孙禄堂为董秀生的府邸题词：“养性轩”。多年后，董秀生的胞弟董子英对著名记者姜侠魂讲：“孙禄堂先生道德极清、武功极高，其德之清，如天也，无所不容，其艺之高，盖世也，无人可及。其德其艺非世人所能测所能知者，其知其行与古之圣贤大德足可比伦，至于技击末技合于道体，神乎其神，更遥遥不能望，无可比伦者也。今有得其拾一者，足可独步一时矣。余兄与先生交厚，尝叹曰千古奇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