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以为这些事儿我会一辈子烂在肚子里，然后等到寿终将寝带进棺材里。直到有一天我的死党姚胖子找上我，让我把自己这十几年来的经历说出来。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但我知道他叫我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照他说的做。
先来说说我现在的职业吧，可能说出来有些吓人，我目前的工作是“过话”，这是我们这一带比较通俗的叫法，说白了就是帮活着的人向死人提问。这里说的死人一般是指横死的人或者来不及留遗言就撒手人寰的人，问的问题也分门别类、五花八门，诸如遗产归属，存款账户密码等等。当然，也有些人想通过我找出凶杀案的蛛丝马迹我是万万不会帮忙的，不是怕凶手来找我麻烦，这是我们行业的规矩，由于职业忌讳，在这不方便跟大家细说。
说到这儿，有人会问，我这工作不就是过阴吗？我只能告诉你们，过阴是鬼上身，次数多了是会伤命格的，往严重了说甚至会晚节不保。而我这种，充其量只能算作通阴，不会被鬼上身。
跟过阴最大区别的是，整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是用口述的方式转达活人和死人的一问一答，我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宣纸，当然这个宣纸是有讲究的，不是说制作工艺与普通宣纸有区别，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宣纸的背面正中间都是被道士画了引鬼符咒的，这类宣纸一般你在街上是买不到的，普通人就算买去了也没用。如果你想问我进货渠道，我只能告诉你是姚胖子提供给我的，至于他是干什么的，以后我会提到。
言归正传，“过话”之前是要做一些前期工作的，具体我在这就不细说了。当“过话”开始以后，一般我都会用右手食指蘸上点活人的鲜血来来回回在宣纸上写下需要回答的问题及答案，这里提到的活人鲜血必须是死人至亲之人的鲜血，通常是直系亲属，不然是不管用的。事后，我们还必须将宣纸当着当事人的面烧掉。像我这种职业在我们这边叫法很多，最多的一种叫法是通鬼师。
就目前来说，我在我们这一带也算小有名气了，当然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这跟去找算命先生算命是一个道理，很多人起先会找一些平常自己所知道的琐事来验证我是不是有真本事，而事实证明我所言（写）非虚后，我在该行业也就开始名声大躁了，甚至很多隔壁县市的人也慕名而来。
不是我夸大其词，很多有钱人出高价想请我“过话”，我都婉言拒绝了。不是我不贪财，而是我们的行业规矩是每次“过话”只能收一千块钱。否则，后果是你们难以想象的，有钱收还得有命花，不是？况且“过话”也是有限制条件的，非月圆之夜（一般都是农历十五前后）是不能“过话”的。
由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对于我这个爱喝酒爱吃肉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姚胖子的日常接济，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系。
我在通鬼师这一行业也算是异数了，因为一般的通鬼师都有两大特征，女性，年纪大。为什么必须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呢？因为女性属阴，更容易通鬼招魂。而如果太年轻，阳气太盛，显然也不适合。话说回来，以我四十岁不到的年纪，还是一名男性，作为通鬼师在我们那儿属于独一份儿。要说我为什么会成为一名通鬼师，就说来话长了，这还得从我十几年前的经历开始说起。
九十年代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就工作岗位来说，银行职员还是一个很香饽饽的职业。在当时，银行上班的职员工资及奖金几乎是政府公务员的两倍，不像现在公务员岗位一票难求。
尽管我专业不对口，好歹我父母人际关系广，硬把我塞进了当地一家国有股份制银行，从此过上了数钱数到手抽筋的生活。
如果我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也许往后的事儿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惜，作为一个大老爷们，根本不可能满足于在柜台给别人数数钱，跟年轻的女同事打情骂俏的生活。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千年的媳妇熬成了婆，转为了银行信贷客户经理。
虽然也还是基层，并不属于领导岗位，但好歹手上有了一些权力。因为我性格外向，很快和客户打成了一片。吃饭，喝酒，各种应酬层出不穷，逢人都能称兄道弟，殊不知社会险恶的道理，以至于到最后酿成苦果。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港台经济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打击。按理说我们那儿属于内陆二线城市，对总体经济影响并不大，但无独有偶，还是有不少产品主要销往港台地区的生产厂商面临货款资金难以回笼的困境。而我手头上的客户之中恰恰有一家以香港为主要经销商的小家电制造企业。
原本这个企业因为傍上香港有钱的主顾，生意蒸蒸日上，是很多家银行争相营销的对象。但这次始料未及的金融风暴却使其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资金周转呈现出捉襟见肘的趋势，而且面临着巨大的银行还贷压力。
企业老板姓张，名博，五十来岁年纪，一个面相挺和善的人。刚认识他那会儿我还管他叫张总，后来认识久了我再这么叫，他就开始扳着张脸，说我不够意思，老拿他当外人，硬让我叫他张哥。胳膊拧不过大腿，谁让客户是上帝呢？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叫他张哥，其实就他这岁数，比我爸小不了几岁。
这次他来找我，其实我并不意外，毕竟作为银行的企业客户经理洞悉客户的财务状况是我们平常的必修课，企业面临资金压力想通过与银行协商打开方便之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唯一让我有点意外的是，他并不是独自前来的。陪伴他一起来的是一个国字脸且鬓须紧凑的中年男子。干我们这行的，有一特点，记性比较好，虽然跟这个男子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仅有过一面之缘，但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个男人，某某投资公司总经理。
本来我也不可能记得如此细致，主要是他的名字太特立独行了，跟三国时东吴主公一个名儿，孙权。
投资公司在我们当地是比较好听的叫法，说白了就是高利贷公司。所以说孙权的出现让我有些始料未及，不过张博很快说明了来意，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迫于银行贷款即将到期，张博想通过投资公司暂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待贷款再次落实后归还投资公司，虽然投资公司利息较高，但这一来一回也就是一两天的功夫，这种事儿在我们那是屡见不鲜。
投资公司唯一需要担心的是，银行是否会继续落实贷款，要不然银行贷款一经收回不再投放，投资公司哭都找不到地儿。这也是孙权此行跟着来的目的。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比较胸有成竹的，我当即信誓旦旦表示继续落实贷款毫无问题。但孙权很快从包里拿出了一份由张博起草的借款协议，要我作为担保人签字。这我就有些为难了。主要也是张博这人平时对我挺仁义的，逢年过节送烟送酒不说，有一次我生日还送过我一块名贵的手表，但毕竟交情归交情，这一百万的借款可不是小数目，在九十年代政府尚未出台房产限购令的当时，买个十来套普通用户住宅是绰绰有余了，要我背负担保责任，我是万万承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