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称号在发哥身上并不代表什么荣耀，反而包含着戏谑的成分—因为此“发哥”和彼“发哥”，相差实在太远，简直是天上地下。就如乞丐起了国王的名字一样，只会招来冷语和嘲笑。

发哥当然不能比作乞丐，可是他实在是很普通。相貌平平，肤色是农村少年常见的粗糙黧黑，头发从不打理，象一蓬惊马踩踏过的乱草，性格畏缩、憨厚，甚至有些木讷。成绩平平，既不勤奋也不过分懒惰，大多数时候在及格线附近徘徊，不走运时会有一两门功课要补考。家境也是平平，父母是老实巴交、世代种田的农民，最令人惊讶的是他有八个姐姐。浓重的传宗接代观念，使发哥父母以死磕到底的顽强精神，让老天爷不情不愿地给他们送来这个唯一的儿子。

那时其实我比发哥好不了多少，内向害羞，家境困难，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学习成绩。我们经常打一块五毛的饭—这是学校伙食的最低标准，只有白饭和青菜，躲在操场边、大树下、池塘畔等不起眼的地方，边吃边羡慕地看着别的同学感觉良好地来来去去。特别是那些明的暗的双双对对的身影，还有花儿一样芬芳摇曳的女生，总会激起青春朦胧的萌动与向往。几乎每一个男同学都会有心仪的对象，梦中的女神，可是我发现发哥竟似乎没有。连对哪个女同学有好感都没见他表露过，被逗问得急了，才吭吭哧哧地说：“她们都那么好看，我哪配得上啊。”在发哥的心里，有严重的自卑，觉得连自己喜欢那仙女般的同学都是一种亵渎。

那年学校里开了电脑培训班，教五笔打字和Basic编程。这刚出现不久的高科技产品迅速风靡校园，同学们都争相报名，每个晚上电脑室里都满当当的座无虚席。我和发哥也很想报名，却囊中羞涩拿不出几百块的报名费。于是那个暑假我俩没有回家，人生第一次做起了“生意”。发哥家里农村种了很多的番石榴，又大又甜，我们便去便宜收购了运到城里卖。一整个暑假两人就像蚂蚁般忙忙碌碌，大多数时候吃苦耐劳却不善表达的发哥挑着担子，我则负责叫卖记账。虽然被城管驱赶没收过，还被个老头用找零的手法骗了一次钱，但到开学的时候，加上家里给的钱，基本攒够了报名费。

当我们坐在白壳黑屏、光标不断跳跃闪动的386电脑前，眼前尤如打开了一个神奇万端的世界。只是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这台小机器会给今后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而对于发哥来说，更是决定了他命运的走向。

不管如何惶恐不安，不管如何不舍四年的校园生活，毕业还是象人生列车的一个大站，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在这个站台上，同学们象失去树林的鸟儿一样四散分飞，去寻找自己在这茫茫社会的落脚之处。毕业这年，国家实行已久的大中专学校分配工作政策正式取消，学校也不再帮助联系工作，只是贴出了许多广州南方人才市场举办招聘会的广告。为了这个，我和发哥产生了分歧。我想到广州去闯闯，试试运气。可是他却坚持不去，悲观沮丧地认为我们一个小中专毕业生去大都市根本比不过别人，没有任何机会。于是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这对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分道扬镳，我和别的同学一起去了广州，他则选择了回家，寄希望于他那个种田的老父亲会想办法。

后来我在广州芳村一家橱柜公司找到份设计员的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比起很多还恓恓惶惶工作没着落的同学来说，已是十分幸运。离开学校后，我和发哥就中断了联系，不知道他有没找到工作，过得怎样。可是令我意外的是，三个月后我在公司里接到了电话，发哥说他到了广州，要来找我。

那天我在公交车站接到他。一眼看去，发哥比毕业前最后一次见面更加消瘦了，整个人显得憔悴而狼狈不堪。我俩一起吃了饭，才知道他在家的日子简直就是煎熬与折磨—老父亲到处赔笑脸求人，可是毫无用处。虽然他不会责怪儿子什么，却不时长吁短叹，脸上布满了愁苦，发哥也不由得愧疚不安，心里压抑。然而家里还好，最可怕的还是村里漫天的闲言碎语。每当他帮忙家里出去干活—下地、放牛、打药，总会有人以嘲笑的眼光指指点点，说老钟家节衣缩食，拼命供出一个“大学生”，末了却要回家种田，读书一点用都没有。还有些顽劣的小孩子听见大人的话，故意编了顺口溜在他面前又唱又跳，发哥气得几乎要哭。最终促使发哥下决心离开家乡的，是他的母亲忽然生病，要一大笔医药费。看着父亲和姐姐们四处奔波筹钱，自己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读书出来却一点忙也帮不上，他恸哭一场后作出了上广州的决定。

“阿博，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回家呆着了，就算在广州干苦力扫大街，我都不回去！”这是发哥破釜沉舟的决心，可我更感到一种悲怆。那时的广州，汇聚了全国天南地北的人才，大学生遍地都是，工作并不好找，一两个月都没着落是常有的事。我帮不了他，因为公司里不缺人，只有好言安慰，先留他在宿舍住了一晚，打算再慢慢想办法。可是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发现对面的床上空空的，发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只见枕头上留了张纸条：“阿博，我村里有人在广州做工地，我先去投奔他们，安定下来再联系。”

没想到的是，人生就是如此戏剧，几个月后我上班的橱柜公司经营不善倒闭，我听从家人安排回家乡另谋生路，从此和发哥就彻底断了联系。

这一断，就是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