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分别之后，小桃就如一滴水珠滑进了茫茫无际的人海里，二舅娘得到她的音讯越来越少。起初几个月，她偶尔会打电话回厂里，问二舅娘深圳这边的情况。说自己到了山西哪里哪里，都是些二舅娘从没听过的陌生地名，语气中满满的沉重与疲惫，说当地人的话她一点听不懂，风俗习惯还有气候也和南方完全不一样，找寻起来异常的艰难。她打算先找份工做，适应北方的生活，再慢慢地找。可是那边的经济又远比不上深圳，都是些薪水很低的粗活累活…。

听到这些，二舅娘揪心的难受，又忍不住劝小桃，实在难熬就先回来，深圳怎么说挣钱都要容易些，可以攒些钱了再去找，这样不用那么辛苦。可是小桃不肯，说自己不怕苦，没钱可以省点，回深圳又要浪费了许多寻找的时间。后来，二舅娘听小桃说在一个小县城的面馆里找了份做服务员的工作，忙个不停薪水才三百多，还不及深圳这边服务员的三分之一。她问厂里的山西工友，说那个小县城在晋北一个很偏远贫穷的地方…。再后来，小桃好久没来电话。而那时二舅娘回家生第二个孩子阿添，在家里呆了大半年，就这样两人中断了联系。

虽然没有了小桃的消息，二舅娘却无时无刻不牵挂思念着这个命运遭际凄惨可怜的妹妹。尤其是当她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经历过十月怀胎的煎熬，哺育幼儿的辛劳，看着他们象小苗般在自己生命的土壤里沐风成长，那种血脉相连的骨肉之情深植于心魂里，无论什么都割舍不断。在阿添九个多月，小腿刚能颤巍巍地站起来的时候，为了家里的生活，她不得不把孩子留给家里的老人带，自己又再到深圳打工。离家去坐车的那天，五岁的女儿抱着她的腿直哭，不让她走。刚断奶不久的儿子仿佛也知道了什么，一个劲的要她抱，粘着不肯下来。二舅娘眼泪都出来了，心疼得不行。可是生活的现实冰冷而不留丝毫情面，家里的老人硬起心肠把女儿和儿子抱开，催她快走，二舅娘是一路哭着、想着、念着到了深圳。在那一刻，二舅娘更加体会和理解了一位母亲失去孩子那种彻魂入骨的痛，也更加牵念心疼那位仍然身在异乡流浪奔波，苦苦找寻儿子的好妹妹。

回到深圳后，二舅娘仍回原来的厂里上班。一回到，她就去问厂办公室有没人打电话找过她，那个刚来不到一年的小姑娘认真想了一会，说好象有一个女的打来，不过她回答玉姐已经辞工回家了，后来就再没有了。

二舅娘心里满满的伤心失落。在外打工的人漂泊无定，同事间、工友间、朋友间的关系脆弱得象根丝线一样。一旦辞了工，换了厂或公司，交往马上变得少而又少。如果回了家，因为通讯不便，那更是意味着会彻底断了联系，一辈子都再难相见。二舅娘没有办法找到小桃，而小桃又以为她辞工回家不再回厂里了，难道她们这对金兰姐妹就要从此天各一方，永远别离了吗？

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二舅娘觉得自己的日子就如流水线上的机器般过得麻木而千篇一律的重复。厂里的人事变动很大，许多老同事、工友都在深圳汹涌不息的流动人潮冲涮下，变换了新面孔。无论是厂的管理层还是车间，年轻人开始多了，象二舅娘这种年纪的老员工比例渐渐减少。与小桃离别后，她再没有找到很知心体己的朋友，时光就在淡淡的生活和丝丝哀伤的思念中流逝。

又一年的冬天来临了。深圳的远近山岭、大街小巷、公园广场依然绿树葱笼，车流人潮依然熙来攘往，夜晚依然流光溢彩灯火璀璨。但不时袭来的北方寒潮还是展现了它的威力，人们不得不穿上了厚实的冬衣外套，火锅店的生意开始红火，一片清冷的气氛弥漫于天地。这天晚上，二舅娘正和一些工友在工厂的食堂里看电视，食堂对面就是厂办公室，里面有人在值班。电视里放着一部香港片，打打杀杀的并不怎么好看，却可以打发时间，所以无处可去的二舅娘就坐在人堆里淡然无味地看着。忽然喧嚷中她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扭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一个老乡，在办公室里的，说有人打电话找她。二舅娘心里觉得奇怪，晚上是谁打电话来呢，会不会是家里，是不是老人或孩子生病或有什么事了？她忐忑不安地赶忙走到办公室里，拿起电话，急声问：“喂，我是阿玉，你是谁，有什么事！？”

电话那边没有马上回话，顿了一下，一个低沉而有些嘶哑的声音缓缓传了过来：“玉姐，是我啊！我是小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