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让我意外的是，二舅娘给妈妈打完那个电话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是坐的夜间长途大巴，凌晨五点多到我家。

我被妈妈的开门和两人的说话声吵醒了，起来看到大半年没见的二舅娘，脸上又增添了几分苍老，还有坐了十多个小时夜车的浓浓疲惫与憔悴。但与以往有些不同的是，被忧愁、委屈、疲累层层包裹的二舅娘，这次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意，仿佛卸下了一副千钧的重担。

妈妈已经知道二舅娘要回来，但还是责怪她为什么那么急，坐长途夜车辛苦。二舅娘笑笑说她在工厂里一刻也呆不住了，还有几天的工资没结清，也不要了，只想快点回家。

我心里很惊异：二舅娘以前说不肯辞工的理由时，曾说对那厂子很有感情，现在看来只是个托辞。她在外面苦苦熬着，似乎就是为了“那件事”，现在事情解决了，她也就象困在笼里的鸟，池里的鱼一样解脱了。

好奇仍不断在我心里翻腾，但这时我不方便去问二舅娘，要让她先休息下。中午回来吃饭，爸妈和二舅娘在一起兴致盎然地絮絮说着闲话，我听不出什么，也插不上话。一直到晚上吃过晚饭，爸妈去散步，二舅娘自己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终于找到了机会。

“二舅娘，听说你在深圳打工时藏了一样东西？”二舅娘和我们家很亲，所以我不客气地开口直接问。

她愣了一下。

“你妈都告诉你了吗？”

“告诉我你藏的那样东西，没有说缘由，叫我等你回来问你。二舅娘，快和我好好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二舅娘对我迎头盖面的好奇追问有些措不及防。

“今天你妈也和我说了，说你一直很想知道我的事。这没什么好说的，过去就好了。”二舅娘显得不愿提起那件事。

“二舅娘，我妈说你做的是善事，这为什么怕说出来呢？你虽然回来了，但肯定还会有人说长道短，我也可以帮你澄清一下。虽然我说话没我爸的分量重，但比我妈也差不了。”

二舅娘听明白了我的言下之意：这件事情上，我家对她帮助最大，不应该瞒着我。

“好吧，但是该怎么说呢，这么久的事。”二舅娘踌躇了下，答应了。但脸上露出了为难，她文化水平不高，想说却一时理不清头绪，不知该从何说起。

“就从你藏的那个骨灰盒说起吧。她是谁，你们怎么认识的，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保藏她的骨灰盒那么久，她的家人呢？”

我这些好奇的问题，尤如一块块石头投入了二舅娘的心海，掀起阵阵波澜，将那些沉淀已久的记忆，又翻滚浮现起来，她脸上浮现出了悲戚。

“她叫小桃，是我刚出去打工时认识的一个工友…”

在这个普通平常的夜里，头发斑白，满脸风霜的二舅娘慢慢向我说出了她那个埋藏了二十年，万分悲凄，却又令人无比惊异的故事。

（6）

二舅娘说，她十八岁那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那时的农村姑娘，一般到她这个年纪，家里就开始张罗着找婆家嫁人。有的嫁得早的，都抱上了娃，背一个扯一个过起了千百年来亘古不变，面朝黄土背朝大山的贫苦日子。本来她家里也把这事情提上日程，四处托人去说媒。如果不是层峦叠嶂的大山外刮来那一阵绿遍大地的风，她或许也会早早地当上了鬓乱脸憔，抱娃弄地的黄脸婆。

那阵风，是过年开始吹起的。村里来往走亲戚的人群里，开始多了许多身穿花花绿绿新潮衣服的年轻身影。闲谈中，有自得，有炫耀，说我在东莞、在广州、在深圳，进了什么厂，能领多少工资…然后眉飞色舞地说外面世界种种新奇趣事。以往过年，人们大都谈论庄稼收成、神庙春祭、儿女婚嫁，可是这阵强劲的风把这些绵延了几千年的古老话题冲散吹淡，代之以哪里的厂好薪水高，谁家的女儿有本事做上了“拉长”，哪家的孩子辍学进厂寄了多少钱回家…这股漫卷山川大地的风吹开了封闭在广袤农村和万千农民头上的云翳，一下子看到了大山外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也看到了可以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

那一年，二舅娘的父母几乎都没怎么商量，也没问她的意见，就打消了让女儿婚嫁的念头，决定让她过了年之后就跟一个表姐出去深圳打工。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与大多数渴望飞到外面世界去的农村姑娘不同，自己这个乖巧听话的大女儿十分抗拒。因为她打小生长在山村里，从没出过远门，生人都没见过几个，单纯如纸，害羞畏怯。每天打柴禾、割猪草、喂鸡鸭、带弟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如山间小草一样栉风沐雨安然生长。可现在却要让人生的轨迹忽然急转弯，去到好几百公里外那个叫“深圳”的陌生地方，用柔弱的肩膀肩负起全家沉重的希望，怎能不忐忑惶然呢？况且家庭的贫寒使她的身体发育不好，孱弱瘦小，还患有很重的贫血症，经常头晕目眩。

可是在令人窒息的贫困面前，她的抗拒微不足道—那时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人们住的是黄土夯成，低矮潮湿仄逼的客家土围屋。除了手电筒，再没有任何带“电”字的东西，太阳下山就点起昏黄如豆的煤油灯，浓酽如墨，厚重似山的黑夜将村子、土屋、农民，紧紧地围困包裹。二舅娘说那时家里除了种粮食，养几只禽畜，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她穿的还是奶奶留下来的土布斜襟衣服，踏的是厚重拖沓的木屐。有一次村里的姑娘邀她去公社赶集，求了母亲半天，才给了五毛钱。后来悭吝的父亲知道了还心疼不已，责骂了半天。

二舅娘带着简单破旧的行李，跟着表姐到县城，坐上了去深圳的长途车。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她夹在满车肩负同样的重担，衣衫破旧，满身土气，却充满忐忑、兴奋、憧憬的年轻人里，摇晃颠簸了十几个小时，被强烈的晕车呕吐折磨得面无人色，终于在黄昏时分到了深圳梅林检查站。

在那里，她见到了人生中难忘的一幕：看不到首尾的车—客车、货车，大车、小车，排成长龙。数不清的人—大多数是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年轻人，操着不同的口音，满脸的稚气、疲倦，又透着好奇和兴奋。如万千条小溪汇聚到这个关口前，等待着闸门打开，然后奔向一片泛着金光的大海。

二舅娘拿着边防证，下车夹在人流里，像赶鸭子般受检后过了关。那时的她没有想到，从下车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那一刻起，自己半生的命运就已与之紧紧相联。更没有想到的是，会有一段悲切的遭际在今后的打工生涯中等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