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发现妈妈与二舅娘之间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本来，我是一个粗心的人，大大咧咧，对探究别人的隐私没有兴趣，也觉得不礼貌。但妈妈和二舅娘都是我的亲人，这些年她们虽然小心翼翼，极力遮掩，可无意中，却总难免会疏漏出一丝半点的异常。刚开始我不以为意，只是觉得她们有些神秘。但年深月久，那点点滴滴的不寻常汇聚积累起来，逐渐在我心里形成了一个大疑窦—妈妈和二舅娘之间，肯定有一件不想别人—包括亲人知道的事情。
比如有时候，我听到妈妈和二舅娘通电话—在我妈娘家的所有亲戚中，她们两个关系最好，联系最密。即使二舅娘离家远在深圳打工，一有空也会用家庭集团网的短号说个不停。
她们聊的什么呢？其实我不用怎么听也知道，无非就是亲戚间的事，家里的事，子女的事…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事，絮絮叨叨的能说很久。
每次见到妈妈和二舅娘通电话，我都有些烦她们的家长里短，便躲到自己的房间去。可妈妈似乎也是在等我走开，或有时干脆找些事打发我走开，然后开始说一些隐晦的话。
有一次，我在房间里看书，隐隐约约听到客厅里妈妈和二舅娘通电话的声音忽然变小了，似乎是怕别人听见。
一下涌起的好奇心终于战胜了不窥听别人隐私的礼貌，我走到门后边，竖起耳朵听起来。
妈妈压低了声音。
“阿玉，你那件事怎么办啊，都这么多年了！”
…
电话那边二舅娘不知说了什么。
“你这样下去不行呀，总有一天你要回来的。你已经五十多岁了，不可能打一辈子工呀！”
…
“太为难你了，你能做到这样，已经很对得起她了。”
她?！
妈妈口中说的这个“她”，是谁？二舅娘那件事，又是什么事？我心里的疑云越来越浓。
可是每每到这个时候，妈妈往日那直爽快语的形象却完全变了样，说话云里雾里，忧心忡忡，还夹着叹息，不一会就结束了通话。
二舅娘叫阿玉，只比我妈小两岁，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吃苦耐劳，朴实善良，对一切逆来顺受。她十八岁那年，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城乡大地，家境贫困的二舅娘与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年轻人一样，被洪流裏挟着涌向珠三角，在深圳一个乡镇的小工厂里，成为流水线边的一名打工妹。
象二舅娘这样的农村女子，在那个年代非常非常的多—年纪小小就离开家乡去打工，在工厂里拼命工作挣着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寄回家里改善生活条件。年龄大了，就回家凑合着结婚生子，然后又出外打工，一直到年老多病，实在找不到好的工作，或干不动了，才回家乐天安命。她们就象再平常不过的泥土，用自己弱小卑微的人生和苦累沉重的青春，孕育装点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但比起别的农村妇女，二舅娘虽然也是同样的经历，可却又有一点不同和怪异，认真想想，似乎还是和她那个深藏的秘密有关。
（2）
二舅娘与许许多多的农村妇女一样，半辈子都在外打工。但她的打工生涯却有些特别，别人大都是在一个厂里做久了，感觉腻烦或待遇不好，就会跳到另一个厂子里去。或者因为爱情、亲情、友情，而去一个新的地方，工作变动很大。打工的人就如一颗颗水珠，不断随着务工的大潮在城市和工厂间流动。又如蓬勃新鲜的血液，濡养滋长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可是二舅娘这颗“水珠”，却是异样的沉寂。她十八岁时跟着村里人出门，到深圳进入一家小港资厂，就再也没离开过。从一线生产女工，做到小主管。然后因为年纪渐大，又做回普通女工。到近几年，年届五旬的她，手脚腰腿已没有年轻时麻利，就只能成为一个煮饭烧水，清洁扫地的阿姨。
在一个工厂里连续干十几年、二十年的虽然少，却并不是十分稀罕。只要那个厂子待遇好，工作条件好，老板好，长期干下去并不是太令人惊异的事情。可是我从妈妈口中得知，二舅娘打工那个厂子并不是十分好。开始是做电子产品、后来做玩具，到后来做印刷包装，中途换了几个老板，前几年还曾因经济低迷降薪裁员，差点搬迁到内地。
二舅娘为什么要苦苦留恋那里？这实在是令人有些费解。为了这个，我曾向妈妈表达过疑问，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语焉不详，说二舅娘对那厂子有感情—这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二舅娘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更加令人难以理解。
农村人出门打工，目的是挣钱，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可是二舅娘这个唯一可以依凭留在深圳打工的理由，却越来越苍白无力。
以往二舅娘家里贫困，结婚后孩子小，夫妇俩不得不外出拼死累活地打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好，免除了农业税，又有各种惠农补贴。二舅回家买车跑起了运输，兼种些半夏药材。他们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也外出工作赚钱，后来嫁在了附近的村子。最令二舅夫妇欣慰的是儿子阿添，听话懂事，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这在二舅的家族里是破天荒绝无仅有的事，在那方圆几里的村子里也是第一个。后来阿添毕业后考入广州一个市直单位，成为全家的荣耀。
家里盖起了三层的漂亮楼房，二舅跑运输做得红红火火，儿女懂事不用操心。二舅娘却依旧在深圳打工，干着粗陋的活，领着微薄的工资，实在说不过去。
也因为这个，二舅娘与家里爆发了一次比一次激烈的矛盾。
起初，二舅和表弟妹心疼二舅娘在外打工那么辛苦，劝她回来照顾家里，让二舅可以专心跑运输做好副业。可是二舅娘说二舅的副业不稳定，阿添读书费用大，在外面打工有保障些。这是个不好辩驳的理由，于是这事就先放下了。
后来随着农村富裕起来，建房的人多，二舅的运输生意也越来越好。经常是一早出门，摸黑才回家。虽然他也会做饭洗衣照顾自己，可是看着冷冷清清的家，不禁心下有了怨气，便又叫二舅娘辞工回家。
这回还以经济状况为理由，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二舅勤快精明，家里早已奔进了小康。可二舅娘还是不回，她说在厂里老板工友对她好，有感情了，想再干多一两年。于是二舅夫妇间因辞工产生了第一次龃龉。
又过了一年，二舅娘病了，是因为长时间坐在流水线旁工作而致的腰椎病，疼痛的时候走路都困难，直不起腰。那次二舅娘回家一个多月治病，二舅想着终于可以趁这机会叫老婆回来，她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可是…二舅娘病稍好点之后，又要回深圳去。
这一下，不仅二舅、表弟妹，还有所有的亲戚，都看出二舅娘不对劲了—在外面打工挣的钱不多，家里需要照顾，自己身体还有病，为什么就是不肯回来？一时间各种流言蜂起。
二舅和二舅娘结婚近二十年，感情说不上很好，也算是互敬互爱，共担风雨。这次，却爆发了一次大的激烈争吵—确切地说，主要是二舅大发脾气，儿女亲戚们也全向着他这一边。
几乎所有人都责怪二舅娘，说她不应该死守着那份普通的工作，而冷落不顾家庭和二舅。有的说得难听的还揣测二舅娘是不是在外面有情人，有另一个家，是贪恋城市的繁华才不想回到农村家里。
二舅娘百口莫辩，就算辩解也淹没在责疑中。可她却没有屈从，仍然没有答应辞工回家。
二舅见她这样，又使出“杀手锏”，请来他二姐—就是我妈，也是他们夫妻的媒人，来说服二舅娘。
我妈在她的六姐妹中是唯一一个走出农门，嫁到城里的。又因为我爸是一个国家干部，帮过亲戚们不少忙，所以夫荣妻贵，她在娘家亲戚中说话很有些分量。
可是令二舅，还有所有亲戚意外的是，他们寄予厚望的二姐，却是支持二舅娘。
“阿武，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每月有两千多的工资，比呆在家里好多了，她那工厂也不错，你就让阿玉在外面多干几年吧。”
二舅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妈：“二姐，你怎么替她说话！现在我们家里缺她那点钱吗？我跑运输比她在工厂里拼死累活赚的多得多。再说她一直不回来，你不知村里的风言风语说得多难听…”
“阿武，我是你姐，也是你们的媒人，阿玉是我介绍给你的，我了解她，那些事不可能有的。”
“可是她为什么就是不肯回来，为什么！”
这是一个直击要害的问题，就算我妈在兄弟姐妹中说话有分量，也不可能绕过。可是我妈毕竟是城里人，见识多些，她用一个挺有说服力的回答，把这次危机暂时化解了。
“我问过阿玉了，她在那厂里干了这么多年，一直帮她买社保。再做多几年回家，就算退休，有养老金领了。”
对于农村人来说，象城里的干部工人一样退休，有稳定按月的养老金领，无疑是巨大的诱惑。二舅的脾气一下子平缓下来了，他狐疑地看着一旁的二舅娘：“是真的吗？怎么没听你说过？”
二舅娘感激地看了我妈一眼：“我也不太懂，只是听说这样，不知该怎么说。”
这场风波在妈妈的斡旋下平息了。可是我知道，那时劳动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二舅娘的厂里是为她买了一点点社保，可是离什么退休和领养老金完全是没影的事。我妈为什么要编这样的谎话来维护二舅娘，这样的谎话又能维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