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姨接了个电话，似乎是家人问她什么时候回去。时间已经有点晚了，但没有一个人走，都在默默等着。

“阿芳有这想法没错。她小时候不幸，年纪小小就要辍学去辛苦打工。但也是这不幸让她接触和认识到了外面的世界，认识到了读书有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所以她节衣缩食，再辛苦都要送小良去读好的学校。那时在深圳，外来工的孩子是不可能进公办学校的，民办的农民工学校条件设施又不好，所以阿芳两夫妇咬咬牙，把小良送进了当地的贵族学校。你们应该知道吧，贵族学校就是专门给有钱人孩子读书的地方，老师和环境都很好，可是费用非常地高昂。阿芳两夫妻拼死累活，没日没夜地挣钱，期望小良受到好的教育会有出息。刚开始还是挺好的，刚读贵族学校那两年，小良年纪还小，过年回家我见到他都觉得挺有礼貌的，学到的知识也比较多，可是慢慢就不行了。

那年阿芳回来，全家到我家拜年。那时小良已读五年级，个子长得差不多和他妈妈一样高了。我做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初中年级的班主任，所以很容易就看出了小良的不对劲。他变得不怎么有礼貌了，见人问好都很勉强，似乎非常不情愿。和我儿子玩时，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深圳怎样怎样，你们小地方乡下如何如何，完全忘记了自己其实就是个乡下孩子。最令人生气的是过年图吉利发红包，他接过去马上就拆开来，然后大声说这么少，还不够买个电动玩具，弄得大家都十分尴尬。阿芳挂不住面子训斥了他几句，谁知小良竟然当着众人的面顶了回去。他爸爸气得要揍他，我们连忙拉住了。这时我发现小良的教育已出现问题了，就把阿芳单独拉到一边的房间，问她怎么回事。阿芳脸上现出了愁容，说她来也正是想请教一下我该怎么办。

阿芳说小良去贵族学校读书的条件的确是好，能学到一般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可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小良的同学们家里都太有钱了。虽然她夫妻俩竭尽全力让小良吃好、穿好、用好，可是比起那些深圳当地富豪、土豪家的孩子来，他还是显得无比寒酸。慢慢地，小良开始变了，他总是问阿芳夫妇一些很难堪的问题：`为什么同学家都这么有钱，我们家却这么穷？为什么人家爸爸妈妈那么有本事，我的爸爸妈妈只是打工的？人家放假了有漂亮的小车接，为什么我爸妈只能打出租车？……`这些“为什么”，让阿芳夫妇十分揪心，他们没有好的回答，只有更加拼命地挣钱。

那几年阿芳升了职，丈夫做些生意，生活的的确好了很多。然而经济的好转并没让小良懂事听话，他反而更傲慢、虚荣、喜欢攀比，还沾染上许多富家孩子才有的不良习气。阿芳满是焦虑地问我该怎么办，那时我还能怎么说呢。教育孩子就如种树，土壤和环境一定要合适。小良只是一棵长在普通土地里的苗子，却把他移植到过于富含养份的泥土里，他怎么能适应，怎么会不长得歪斜呢。我对阿芳说了一些教孩子的方法，比如多陪伴、多开导之类的。末了，我对她说，如果上面那些办法都没用，就让他转学回来吧，只有彻底脱离了那个环境，回到家里普通的学校，才可能会慢慢改好。”

一年多后，也就是小良要读初一的时候，他转学回来了。

是黄姨帮忙给小良办的转学手续，回她所任教的市重点中学就读，阿芳还为此付给学校一笔不菲的赞助费。那年阿芳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她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中身故，伤心欲绝的阿芳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小良身上。她辞去深圳的工作，也回到了小城里，在学校附近租下一处房子陪读，照顾小良。

小良刚转学回来那一年里，阿芳非常辛苦。小城里的工资不高，她为了多挣钱，找了份推销酒水的工作。每天开着辆破旧的摩托车，风里雨里，走街串巷到超市、商行、酒行去推销酒水、送货。有时为了酒好卖些，还跑到各种宴席上去主动帮忙打下手、斟酒、陪笑。上班的间隙，就要赶回家给小良做饭、洗衣服，叮嘱他按时上学、做作业、休息。虽然很累，但阿芳却感到欣慰。因为她看到小良回来后，在表姐黄姨的帮忙管教下，一些坏习惯似乎正在慢慢改掉，渐渐融入了新的环境。无论她多忙多累，受多大的委屈，只要每天看到小良听话地按时去上学，在学校里安心地上课，她就会觉得很安心，生活有了希望。

可是，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短暂。可怜的阿芳不知道，两样可怕的东西正在悄然向她逼近一一孩子青春期的叛逆，还有就是悄然增多的网吧。再加上小良从小在深圳时沾染到坏习性，阿芳要面对的，是一个强大到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战胜的敌人。要想从它手中夺回昔日心爱懂事的儿子，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