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妈。”

她一把带着口水的瓜子皮扔到我脸上，嘴上呸个不停。看来喜欢往别人脸上扔东西是遗传，我懒得理她。听说这疯婆娘是学物理的，看着一点都不像。

吃饭的时候，偶然聊起包工头这个病，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感叹了一句：多亏您把他治好了，一家人能团圆了。

姥姥放下碗筷，叹气。

“系统脱敏，治标不治本啊。”

“怎么？他不是见好吗？”

“病根儿呢？”

我语塞。

姥姥说，她的专业方向是精神分析，诱导病人和她掏心掏肺，把童年的创伤找出来才是她的专长。但是从治疗一开始，包工头就有所保留，根本问不出来什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先减轻病症。按姥姥自己的标准，包工头这个案例是失败的。

我说，恐惧症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没有童年创伤。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家底，不是遗传的。我和他原来就认识，他家就在我明天要去的那个村子，我还在他家住过呢。”

姥姥要出门一个月，咨询室也暂时停业了。不过我还不能偷懒，还有一大堆录音资料等着我整理，如果有人要预约下个月的，我也得受理。隔了两天，我拿钥匙捅开咨询室的门，电话答录机的红灯在昏暗的室内闪得刺眼。

我听了前几条，可能是患者打的，一听是答录机，没留言就挂了。

最后一条是急救中心病房的护士打来的，她说她们那有个脑中风的病人，昨天清晨昏倒在路边，身上没证件，只有一张我们咨询室的名片，希望我们能来认个人，不然只能报警了。

我一想，她说的应该是包工头。

包工头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模样很安详。我盯着床头上的氧气机，看氧气在蒸馏水里面冒泡，看了很久。护士跟我说，他睡着了，不过就算醒了也说不出话。

包工头的额头上有擦伤，嘴角肿了，都是摔倒时留下的。

“脑溢血。昨个清晨，有人发现他躺在路边，门牙掉了两颗，卡在嗓子里，没窒息算是幸运的。”

我有点反感“幸运”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

我问护士，他应该有个钱包的，里面还有他老婆孩子的照片。护士打了个哈欠，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没有。

姥姥这时候应该已经到村里了，打了她手机两次，都没人接。我发了短信，告诉她包工头出事了，让家里赶紧派人来，然后跟护士说再等两天，肯定能联系上他家里。

“如果他醒过来……他害怕倾斜的东西，是一种恐惧症。”

“什么？”

“总之别让他看见东西滚来滚去就行。”

护士眨眨眼，好像勉强接受了建议。我这才意识到，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晚上九点多，姥姥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村长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在长途车上。我问，他老婆没来吗。姥姥说他老婆得带孩子，走不开。

我问姥姥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有没有迅速和广大基层农村妇女打成一片啊？大牲口们还都健壮吧？粮食还够吃不？首都人民的温暖辐射到每一个角落了吗？姥姥说，还行还行，群众很热情，大牲口早没了，人手一部iphone，带的小礼物还没下车就被抢空了，旅行包也没了，鞋踩飞了一只，现在披头散发穿着拖鞋呢。

“您这回还是住包工头他们家吗？”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俩孩子？我想起钱包里的照片，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又生了一个？不对啊，男人都不回家，她跟谁生？”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

“不对啊，他应该只有一个儿子。”

我和姥姥为这事争论了一会，最后也没有结果。

过了两天，大姨妈叫我出来唱KTV。她定的地方有点偏，旁边是货运站，事情也巧合，包工头晕倒的路口就在附近。

大姨妈约我出来的目的不为别的，她想撮合我和她一个好姐们。早知道是相亲局，我是死活不会出席的。我硬着头皮唱了两首歌，她那姐们两眼放光，我赶紧坐一边抽烟去了。

大姨妈除了太过自来熟这个坏习惯以外，还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毛病——喜欢翻别人手机。她拿着我的手机，玩了没两下，突然一声惊叫，手机扔出去三米远。我强压怒火捡起来，自动关机了，开机，没坏。

“你在手机里存那么多猫的照片干什么！？”大姨妈睁大眼睛，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我就是存大便又管你什么事？”

“我怕猫！”

我眉头拧在一起。那姐们出来打圆场。

“你别生气，她确实怕猫，她们家都有这毛病，一看见猫就跟见了鬼似的。”

姥姥也怕猫？这我可没听说过。

大姨妈整了整头发，她说她小时候根本不怕猫，不过她妈老跟她说猫这玩意邪性，后来才开始怕的。

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你是说，如果亲近的人害怕某样东西，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别人是吗？”

大姨妈拍着胸脯保证，说她自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距离揭开某个谜底，就差那么一点点。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姥姥发来一条短信。

“你说对了。只有一个孩子。”

我推开包厢门跑出去，招呼也没打，一边跑，一边给姥姥打电话。关机。

KTV外面灯火通明，木材厂卸货的巨响好像一千头大象在跺脚。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一家名叫“明大通宇货运公司”的院子里，上百根湿润的树干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我溜着墙根走进去，拉住一个人，先递去一支烟，然后不客气地在他耳朵边喊：

“前两天有个男的在路口晕倒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我发现的！送医院啦！”

“怎么晕的！？”

“没——看——见——听说是抽风了！”

“什么——”

“羊角疯！听说站那就抽上了！全身抖——这样——”

那哥们自己抖上了，别说，还挺像。又一辆十八轮卡车停进卸货场，他把我往旁边拽了拽，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一拥而上，用钢板架起一个斜坡，解开绳索，木材轰隆隆地滚下来。

我又给了他一根烟，笑着说：

“不是抽风，是吓着了——被你们这阵势。”

“不能吧？一大老爷们。”

隔天，我又去了趟医院，一方面想确认村长是不是到了，其次想托他给姥姥捎点东西。

护士长告诉我，人已经出院了。

“不是说要观察至少一周吗？”

“家属要出院。”

护士长不太想和我说话，转身就回护士站了。我愣神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抓住我，回头一看，是那天照顾包工头的小护士。她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跟我说，43床有什么恐惧症？”

“算是特定恐惧的一种，害怕斜面上滚动的东西——怎么啦？”

她摇摇头，脸色瞬间又白了一丝，雀斑都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