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小里举个例子有当年的中苏论战，险些互扔原子丨弹丨；

往大里说有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从十字军时代打倒现在，还不就是为了让对方承认自己的经文说得有理吗？

但根据我的经验，太完美的东西往往都不堪大用。

比如说万向轮就只能装在手推车上。

尽管它有无数优点：结构简单，维修方便，可以应付任何转向等等，但至少目前还没有人敢于在自己汽车底盘上装四个这种东西。

原因很简单，在工厂里推过小车的朋友都能体会出来：正是由于它哪个方向都能应付，所以时速达到一公里就容易自己胡乱转弯。

与之类似的是迄今为止我也没见过谁用辩证法发明出哪怕是一件能让人们活得更好的东西。

当然作为一种学说不一定要有用，但至少应该能够让人学了变聪明。

从吴用的情况来看，很难说这个学说有这等功效：

他屡屡考不上的“学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朱子语类》里说得很清楚：“学究科但试墨义……凡试一大经者兼一小经，每段举一句，令写上下文，以通不通为去取。”

也就是说，你把经书背熟，能做完形填空，就能考取，连写文章都不用，跟今天的马哲之类的学科是一样。

就是这么个简单的考试，吴用居然考了半辈子都没考上，实在让人难以把他跟“智多星”这个外号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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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辩证法，吴用的看法是这样的。

他当然觉得这东西很重要，但是就连辩证法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这种掌握了超级智慧的人一辈子都要为衣食发愁。

年轻的时候，由于久试不第，吴用不得不接受了村里的聘请，担任私塾教师。

这个工作挣钱不是很多，但是颇受尊敬，吴用干得也很起劲，虽说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能考上秀才。

不料后来朝廷严格限制私人办学，吴用一下子陷入了窘境：想当公立学校的教师，就需要功名，他死活考不取，因此上不了编制，也就拿不到工资。

好在东溪村是个贫困村，村里那点公积金买完了晁盖家每日必需的鱼翅燕窝，根本不够聘用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来教学。

于是吴用又被返聘为代课教师，半死不活地靠每个月十几文钱的薪水过活。

就是从那时候起，村里的学生反映，吴老师不会笑了，而且动不动就拿戒尺抽人，尤其是喜欢抽不给送红包的学生。

再加上村民们也看出来了，如今上学识字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帮家里干活，于是学生就越来越少。

吴用为了糊口，只好去县里找了个临时工的活计，当起了厕评员。

吴用的这份新工作很辛苦。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摸着黑各个公厕乱转——倒不是有什么领导精神需要这么急着传达，而是吴用不敢让别人知道他的本职工作。我觉得这主要跟他写的东西内容有关：

——东溪的贫富差距大吗？我认为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东溪的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安济坊、福田院等福利机构，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尽管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吴用还是赚不到钱——这一行薪水很少，大约写一条评论只能挣五文钱。

吴用每天的最大心愿就是一觉醒来，发现哪里出了大乱子——那样的话每条评论能增加到八文。

因此他每晚睡觉前都祷告，乞求天下大乱。

可惜事与愿违，大宋的局势跟他预期相比，实在是太稳定。

领导见太平无事，就觉得花钱养吴用这样的人实属不值，把每条评论的报酬减为两文。

要不是晁盖，吴用恐怕早就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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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前所述，晁盖是个不安分的人，要么搞运动，要么搞地皮。

这两种活动老是硬干也不行，时间长了容易出事。

它需要理论的支持。

于是吴用的日程一下子排满了。

东溪村的村民们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从村口大喇叭里传出来，在空中回荡：

——变法的新形势下，不能让人人都有地。

——农业用地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肥地，不然，以后地不肥就没人要了。

——广大无地农民是大宋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出于对文化人的尊重，这些言论被东溪村村民似懂非懂的接受了，晁盖的工作阻力一度大大减小。

然而这份兼职给吴用的带来的好处没有这么多。

首先，晁盖给钱也不多，只够他每个月买壶酒喝。

相比之下还不如村民们慷慨——吴用家半夜里经常飞进砖头，可能是大家看他一把年纪还住草房子可怜他吧。

其次，宣传工作的成功反而使得吴用怀才不遇的苦闷更加恶化。

每次从晁盖家出来，手里捏着那一叠薄得可怜的铜钱，他都悲伤得要掉眼泪：“我学的是经世之学啊，不是为了这点钱啊。”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如同所有不甘心就这样死去的人一样，吴用经常站在村口河边，摸着一头白发，在夕阳下发出过这样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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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雷横朱仝

1

政和年间，住在东溪村的还有雷横和朱仝。

他们俩是郓城县的马步兵都头，也就是派出所正副所长。

我们知道这两人一个人称“插翅虎”，一个外号“美髯公”。

作为公丨安丨干警有这样的绰号，基本上可以交代出二人平日的为人——雷横自然是手眼通天，心狠手辣，朱仝则基本上一天到晚喝得脸红脖子粗。

宋代基层民警的工作有“四大累”之说：跨路、截状、拆屋、征粮。

这些事他们都要管，因此经常要出差。

偶尔在县里，还要负责解决所里的经费问题，抓赌抓嫖，收管理费。

即使闲下来，他们自己经营的赌场和香水混堂(即洗浴中心)也需要打理。

因此两人在郓城县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逢年过节才有空回去。

不过在雷横和朱仝的眼里，世上还有比他们哥俩更忙的人。

这个人就是新任县令时文彬。

郓城县上一任县令的下场很悲惨。

他不过是把县衙修成了皇宫的模样，结果被别有用心的刁民举报了。雷横和朱仝出差到东京把捅出这事的人抓了回来，结果捅了大娄子：那孙子是个礼部挂名的六品官，比县令级别还高。

结果这事惊动了太师蔡京。一道谕旨下来，县令被人带到东京，从此下落不明。

时文彬可能是被前任的遭遇吓坏了，到任之后每天都在瞎使劲，努力地证明自己多么清正廉洁。

在《水浒》第十三回，施大爷是这样描述时知县的每日活动安排的：“争田夺地，辨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有关农业用地纠纷，知县要亲自查问双方的后台；打架斗殴，他要看看伤者属于哪个帮派；干活累了，知县就会到艺术学校找几个女学员交流琴艺；当然了，谈完了艺术，他还是要做本职工作，写写大会报告什么的。

在时文彬看来，以上活动还是有潜在的风险，哪怕是第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