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下效，于是那年每个村都接到衙门命令，要求组/织纠察队，揪出一定比例的元佑D-A-N-G人。

命令下到武家村时，正值秋收，一般人都忙着家里农活，不愿掺和这种看起来没意义的事。

但是武大作为一个家徒四壁的无产者就没有这个顾虑，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扎手的活，像打了兴/奋剂一样，天天游走在村里的各个角落，问东问西，指手画脚。

水浒里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武松“颇识几字”——这对一个赤贫家庭出身的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我考证，武松的文化就是武大传授的。

曾经有几年，大宋的学堂是免费的，武大就带着弟弟去听讲。

可是武松那时候还小，坚持不了两节课就哭闹起来，武大不得不经常举手：先生，我弟弟要睡了，能不能回家一趟？

这样一来没多久他就辍学了。

尽管如此，武大还是感觉有文化是件好事，否则后来也不会克服万难逼着武松识字。

但是武家村的村民对这事的看法恐怕不是那么乐观。

中国的历史证明，杀伤力最大的武器不是核弹，而是半吊子文人。

原因不容易说全，但我认为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这类人明明懂得有限，但却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喜欢对一切妄加判断；

第二，他们心胸极窄，谁要是不同意前一点，他就认为这是私人恩怨，要不择手段地搞死对方。

以武大搞调查为例，他的态度就很成问题。

首先他不是一家家地丈量，而是觉得谁日子过得太好，就去量谁家的地——不难想象，第一批被选上的就是他们家的债主。

第二，武大其实不具备相关知识，根本不会丈量，于是他就用死缠烂打的工作方式来掩盖自己的无知。

只要有一块石头压到地界，他就会兴奋地在小本子上边念边写：侵——占——农——田。

看到谁家的田地比想像的大，就直接写：隐——瞒——田——产。

假如地主不干，拿出地契前来争论，武大就会很不高兴，在本子上记下“抨——击新法”，然后拉下脸来反问：你怎么证明地契不是你伪造的？

对方叫来卖家作证，武大依旧有理：你怎么证明这人不是被你买通的？

卖家又叫来保人，武大就会仔细盘问：

——你收了多少中人费？是用什么通宝支付的？元佑通宝和绍圣通宝各多少枚？这些钱用什么颜色的绳子串的？

——红的？哈，你上次怎么说黑的？！

这样反复问几次，保人就会满头大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在这世界上存在过……

可能你要问，假如保人还有保人呢？这样闹下去不就没完了吗？

不要瞎操心，大宋的法律早就杜绝了这种可能性。

遇到这种情况，武大就会兴奋得满脸通红：

“四人以上集会，就属非法！非——法——结——党，图谋——不轨！”

就这样，一个月后，一份武家村元佑党人名单就出炉了。

村里几乎所有的中上等户基本都榜上有名。

武大家的那些个债主更是一个都没漏网。

这些事连一向政治正确的施大爷都看不下去了，在水浒中委婉地批评道：武大此人“头脑可笑”。

2012-7-2 15: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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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武大至今对那些日子魂牵梦绕。

他不仅摆脱了所有债务，还分到了一份没收来的土地，成了光荣的自耕农，朝廷口中的“变法积极分子”。

眼看着一批批榜上有名的元佑党人家破人亡，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批斗，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毕恭毕敬，不再直呼其名，而是改口叫他“武大郎”——“大郎”这个称谓在外人叫来是一种尊称，大概相当于“老大哥”。

虽说没有直接弄到钱，但是武大并不在意。

相比这种被看重、被敬畏的精神享受，钱太低级了。

不过好景不长，老大哥武大发现自己错了。

首先，朝廷好像觉得自己的贡献不大。

据说知县接见全县积极分子，说了数声免礼平身之后，当场批评武大：为什么不站起来？当了几天泥腿子头就不拿本官的话当回事了？

得知他其实站着也这么高，知县一脸不屑：如此仪表，当官岂不是有损县里形象？

结果武大没当上保正。

第二，他发现有了地意义也不大。

在精神上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并不代表他就真的长高了。

农活依旧干不了，武大于是想出租土地，但是村民们的反应很奇怪——买可以，给你当佃户，嘿嘿，怕是不行。

这其实中国农民的生存智慧之一，那就是跟民怨极大的政治新星保持距离，以免以后被牵连。

于是武大很快又变得一贫如洗，地也卖掉了大半。

这时候再去借钱，却发现连这条路都断了：借贷成了官府专营，利息一张嘴就是四成。

民间虽然还有人偷着搞，但是谁还敢借给他呢？

武大只好把武松打发出去打工，自己又沦落到偷东西度日的境地……

武家村的人都记得，那些年田间地头经常回荡着武大对未来真诚的呼唤：

“运动喽！运动吧！你娘的啥时候再运动啊？！”

以上这些事发生在十二年前，武松都亲身经历过，也知道哥哥在家乡名声不好。

但是他没想到乡亲们办事这么绝。

于是他火冒三丈：“哥你说，扒咱房子的都有谁？俺去找他们算账！”

武大却毫不生气：“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要正视历史，放眼未来……再说咱家还因为这事得了便宜呢。”

“怎么说？”

“征地了！”

早在好几年前，就有消息灵通的人说，有人看中了武家村的地，不管耕地还是住房用地，全部要买下来。

那时候，武松每次回家过年都跟哥哥天天去村口转，盼望着开发商能正月加班，来把地一买，自己也就不用回城打工了。

村里其他人的心情也跟武松差不多。

家家户户地也不种了，牲口也没心思喂，一门心思搞旧屋改造。

就连村口一百多岁的老鳏夫也重拾泥瓦匠手艺，把自己的小屋加盖了四层，成了一个碉堡一样的东西。

武大自己干不了这活计，武松又只有过年能回家十几天，天寒地冻，没法动工。

于是兄弟俩就想，反正不知哪天才能轮到本村，到时候再说吧。

没想到这事说来就来，不给人时间准备。

“可惜了，我不在家，要不也加盖几层。”武松高兴之余，感到一阵内疚。

“没事没事，要多拿赔偿，不一定要盖楼。”

武大说，征地的开发商不来不要紧，来了之后工作态度很积极，开出六百文一尺的价位就让一个月内搬迁。

村里的人嫌少，说这地盖成房子，起码卖六千文一尺，于是拒绝搬迁。

开发商挨家挨户做工作，一无所成，还挨了不少骂。

这时他们看到有人居然不用劝说就主动把自己房子拆成了一堆瓦砾，激动的差点哭了，当场把武大鉴定为拆迁积极分子，给了他八百文一尺的优惠价。

“算下来，咱家拿的是最多的。那些泥腿子听说坚持了仨月，最后开发商急了，雇了厢军，把房子全拆了不说，还打了不少人。”

武大跟武松边走边说，说到补偿金的事，正好也到家了。

“大哥，这……这是你的房子？”

武松面前矗立着一间草棚，完全由各种垃圾组成，还不如他住的工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