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6-24 21: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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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大多数人的预想不同，武松说起城市生活，最爱用的词不是“艰苦”，而是“有趣”。

他说，城里有酒楼，有瓦舍，有夜市，有早市，闲暇时能逛逛街，看看杂耍。

不像农村，什么娱乐都没有，连洗澡都是奢望。

因此，武松很喜欢城市，宁愿背井离乡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但是，城市似乎不是很喜欢他。

城里人笑话他说话的口音，傻呵呵的气质，说他脏，素质低，想方设法要把他们赶回去。

举个例子，武松在公车上总是坐立不安。

因为假如他抢到座位坐着，旁边就会有人阴阳怪气地说民夫素质低。

如果他站起来让座，旁边就会有人提醒：别坐！不怕脏啊，小心得病！

衙门是另一个让武松头疼的地方。

在宋代，生而为人并不是钻出娘胎那么简单。

因为在那之后，人还需要无数证件，来证明自己活着是合法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证件叫做户口。

北宋的人被按照户籍分为两类，一种叫乡村户，一种叫坊郭户。

前者相当于农村户口，后者相当于城市户口。*

如果你不幸拥有的是前一种，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生活在一个养老院里。

人人都是爷，就你是孙子。

武松拥有的当然是乡村户籍。

因此他想要合法进城打工，难度跟进趟鬼门关差不多。

这当然是个比喻的说法。

不比喻的说法是，他需要去衙门再办一批证件。

武松陪着笑脸去衙门里问，却总是被一个耳光打出来。

后来得到指点，塞个红包再问，得到的答案却老是不一样。

以为衙门里的人最了解规矩，是大宋百姓的一个普遍误解。

其实衙门里的人对规矩最不了解，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不按规矩办事。

而为了掩饰这点，你问他规矩是怎么样的，他就捡最麻烦的一种讲给你听……

总之，武松进城打工十几年，证件依然办不全。

但是每次禁军都会在大街上拦住他查他的证件。

武松拿不出来，于是总是被查一次打一次，打完了再收容遣送。

到后来，武松在工棚只敢睡紧急出口附近的铺位。

如果有禁军来敲门，他就一个激灵坐起来，飞快地逃出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武松不是个狭隘的人，他对城里人依然抱有同情。

他发现，城里人似乎也分三六九等。

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不比城乡户籍小。

武松的观察没错，北宋的坊郭户的确分为十等。***（唐代以来即称城市居民为坊郭户）

比方说，有房的叫主户，没房的叫客户。****

后者去前者家里提亲，就会体会到武松在公车上坐着不是站着也不是的感觉。

再比如说，干买卖的叫行户，在衙门里坐班的叫吏户。

前者去求后者办个执照，受到的呵斥一点不比武松少。

当然了，也有吏户不敢惹的角色，那就是官户。

假如后者说“把你老婆送来谈谈你升职的事”，前者也不敢不办，否则就会丢掉工作被遣送回老家……

更可怜的是，武松尚能在工棚里胡说八道，城里人却不能。

有些事即使你在茶馆里发两句牢骚，也会有茶博士悄然出现，一脸严肃地在桌子上画个#字——这是提醒你：赶紧擦掉，想戴木枷吗？！

总之，在大宋，不管你是什么户，都不能忘了自己头顶上还有点什么压着。

假如忘了这一点，你离变成尸就不远了。

但是如果把这个模型倒过来看，我们又能得出一点积极的结论：

正是由于这种层层相欺的关系，大宋人民才活出了幸福感。

虽说人人都觉得气不顺，但是朝下边一层的贱民吼两嗓子，人人又觉得自己混得还行。

这就是和谐社会啊。

不过当压力传递到武松这种人头上时，这个结构就失去了平衡性。

因为在大宋，农民之下，再无贱民。

（注

* “沿边州军管属地分坊郭、乡村诸色人户” [1] 《宋会要》兵27之2。

“坊郭三年, 乡村五年, 农隙集众,稽其物产, 考其贫富, 察其诈伪, 为之升降; 若故为高下者, 以违制论”."《宋史》卷177 《食货志上五?役法上》。

** “州县之吏, 多是狡恶之人……析律舞文, 鬻狱市令, 上下其手, 轻重厥刑, 变诈奇邪, 无所不作。” 苏舜钦:《苏学士集》卷十一《五事》。

*** 往时因为臣寮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 主户则尚能随屋税纳官，客户则逃移，莫知其处，但名挂簿书而已。《韩魏公集》卷13《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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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上这些经历，武松那天在酒桌上都说过。

这些事在柴进听来很新鲜，因此他不断插话，提一些让人很难回答的问题：

——为什么不天天洗澡呢？

——为什么不去买点肉吃？

——为什么不弄个城市户口呢？

不过其中最难回答的还是以下这个：

既然城市这么难，何不回家乡呢？

武松说，城市苦，回农村更苦。

即使他这样的壮汉，下地也感觉像是受刑一样。

犁田，耙田，锄草，只要你不是铁打的，干完一天就会腰都直不起来；

家里有果树的，剪枝捉虫，更是让人累得以为胳膊随时会掉下来；

村里的水车不顶用，遇到旱天，就得自己挑水浇地。

几天下来，肩膀上层层叠叠全是伤痕。

到了收获季节，还要拔麦、捆麦、梳麦、铡麦、打麦场、扬场、晒麦……每道工序都足以让人脱层皮。

武松认为，当农民的最苦之处还不是农活本身，而是靠天吃饭。

什么叫靠天吃饭呢？

那就是不管你再卖力，再仔细、再科学，忙活一年，老天爷多下点雨，少下点雨，来场雹子，你就白干了；

假如老天爷给面子，风调雨顺，也不过是多收个三五斗。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城里人再穷，也不过是饿死；俺们农村人，饿死之前还要先被累个半死、被老天爷玩个半死……”

武松还说，更要命的是，即使老天爷给饭吃，官老爷也不一定开恩。

我们知道，宋代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一个叫做常平仓的机构。

它有一个很牛的职能，那就是在丰年时平价收购粮食，防止谷贱伤农；

荒年是平价卖出粮食，防止饿殍满地。

其实该机构还有一个更牛的功能，那就是定义丰年和荒年。

武松以前跟着哥哥去交公粮的时候，最怕有个SB骑着快马飞奔而至，扯着嗓子大喊一声：好消息！今年全国百年不遇的大丰收！

一听这话，排队的农民就会哀嚎声四起。

因为这意味着，今年粮食的收购价会低到令人发指，全卖了还不够种子钱。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武松当时不到三十，遇到过二十多次百年不遇……

更让武松感到不解的是，这帮孙子专心收钱就是了，为什么还要不务正业，对种地这种技术活指手画脚？！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作为一个北宋的农民，你想自己决定地里种什么是不行的。

这是因为衙门经常对农业科学进行指导。

武松记得，县里每换个领导，地里就要换一茬庄稼。

这是因为新领导往往要下令，说某种作物“很值钱”，今年全部种这个。

更可怕的是，领导的智商似乎没有下限。

比如说，他们曾经要求大家把庄稼全拔了在地里种草。

原因是朝廷推行保马法，大家就得多种草料支援国家军事建设。

后来保马法废除了，领导依然要求种草，

原因据说是丫想建个步打（宋代高尔夫）球场。

“多好的地啊，种了草最多三年就废了，没法再种庄稼。”

说起这个，武松就心疼。

总之，虽然武松在城里活得不太舒心，但是他也清楚，自己已经回不了农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