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4-17 10:31:00

第三章 1976—地震

第一节

十余年一晃而过，大跃进时期，十八岁的王金禄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光荣地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了38军的一名步兵战士。

如果说王金禄入伍参军是因为心中的志愿，那么王寿贵考虑的则是觉得孙子到了部队上能够吃饱饭。

因为这年王寿贵的家乡已经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粮荒，村民们大都处在有上顿没下顿的饥饿状态，不过幸运的是王寿贵与儿媳玉芬还是在极度艰难中从这场祸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挺了过来，一直等到孙儿娶上了媳妇才走完了他颇具传奇般的一生。

据儿媳玉芬讲，公公在临去世的前两日，口中始终在念叨着发妻和儿子王喜福的名字，还有那只他终生也没有忘记的土拨鼠-豆豆。

王金禄复员后，被分配在天津一家化工厂保卫处工作，后来经人介绍结识了化工局一位姓郭的姑娘，王金禄虽然比她大了整整七岁，可年龄得差距并未成为二人之间的障碍，不久便确立了恋爱关系。

1970年，二人喜结连理之时，王寿贵特意从老家来到天津，为他们主持操办了简单的婚礼，王寿贵去世一年多后，秋季的一个凌晨时分，母亲在天津妇产科医院生下了我，取名王玉鑫。

我四岁那年，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地震，不仅将唐山这座城市几乎夷为平地，天津这座直辖城市也受到了地震的严重破坏，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们一家人也从谦德庄的平房中搬到了父亲单位在路边临时搭建的一处简易住宅中。

在那个特殊时期，身在保卫科工作的父亲显得极为忙碌，时常没黑没夜的加班，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了母亲一人头上，我母亲一边工作，一边还要照顾年幼的我和体弱多病的婆婆，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加上居住条件的简陋，于是和父亲一商量，便将我送到了位于郭家台的婆家，交由我外公外婆代为照看，而我在郭家台这一住就是五年。

郭家台隶属天津南郊区，距塘沽市区有十余里的路程，村口不远之处便是被誉为津门母亲河的海河，记得当时村中一些老人还将这条绵延流淌的河流称为沽河。

农村的生活虽是清苦，却也不乏丰富多彩。有些事情早已铭刻在记忆中，至今也难以忘怀，时常会清晰如初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是在76年的八月下旬被父亲送到外婆家的，十余日后，神州大地便又传来了一个举世震惊，令国人心碎的消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因病与世长辞，当这个不幸的噩耗随着沉痛的哀乐从村广播站传来时，郭家台的村民也都沉浸在了无限的悲痛之中，记得当时村民都自发地返回家中，默默伫立在主席的画像前，表达着自己深切的哀悼之思。

因为那时我尚年幼，站在主席画像前的我，许是脸上未流露出如同大人般，对一代伟人逝世的沉痛哀思表情，还被外婆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一掌。

可能是出于对领袖的怀念与崇敬，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不久之后村民们又用一种近乎迷信的方式表达着对他老人家的眷念不舍。

虽然那时我年龄还小，可因当时曾参加过一次这种类似扶乩的活动，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

这种扶乩的手法说来并不复杂，人们先是在家中的桌上摆上一尊领袖的雕像，点上一根烟，再沏上一杯茶水，然后让一名颇有灵性的男童手持插着一根细木条的竹圈，坐在桌前，竹圈上的竹条要紧紧贴一个装满细沙的木盘上，我清楚记得每当大人们对着主席的雕像提出一些问题后，我手中的竹圈便会不由自主动了起来，至于究竟在细沙上写了些什么字，早已没有了印象，只是隐隐记得那时大人们提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那时村中还流行着令一种占卜方式，如果怀孕的女子想要知道自己怀的是男是女，只需与一位未婚的女孩，二人双手各持一根筷子面对面坐在一起，再将四只筷子紧紧顶在一起，之后一位年长的女子嘴中念念有词，如果顶在一起的筷子向内弯曲，那就意味着肚中的是男孩，反之则是女孩。据说当时很是灵验。

不过这样的占卜活动在村中风行了半年后，村民便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明令他们不准在搞这些封建迷信活动。

2012-4-17 12:05:00

第三章

第二节

七岁的时候，我在距郭家台不远的一所小学办理了入学手续，学习成绩到也不错，可那时我也成为了村中有名的淘气鬼，胆子大，爱惹事，是众多村民对我的普遍评价。

但由于我的淘气基本属于那种孩童式，争强好胜般的顽皮胡闹，而且还敢于承担责任，所以村民虽时常会捏着我的小鼻子，笑骂道：

你这城里来的孩子，咋比我们农村的孩子还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