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在京城顶级酒店举行。仪式本身不过是走走过场，让媒体报道报道，宣传宣传，更有意思也更主要的内容是之后的酒会，因为在酒会让大家才能互相结识，才能为以后的各自利益做铺垫。导师被主持人和负责人千吹万捧，风光无限，我这个他“一直的助手”则跟傻子一样全程站在他身旁，心里虽然不爽但也明白，这种场合本来我就是个小配角，但我还是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导师有好几个得意门生，为什么偏偏选我来当这个傻子。

几个小时形式化的东西终于结束，酒会开始了。这也是我认为今天对我个人而言唯一能有收获的时候。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好酒的人，我常常羡慕竹林七贤的生活，恨不得自己能活在那个潇洒无羁的时代，因此我常酒后放言要恢复魏晋之风，结果自然是被人以喝醉为由拖回宿舍。这种高档酒会的酒自然不会差，这个想法从我一上车就在我脑子里晃荡。果不其然，这里的酒好的让我惊叹。于是，在大家相互递名片和虚假的奉承之时，我打开了肚中的仓库，放肆的狂饮起来。

“周皓，过来。”导师微笑的向我招手。

我忙不迭的放下酒杯，迎了上去，在导师旁边的，是一个30出头的男人，衣着考究，举止得体，一看就知道是上流社会的人——反正我从来没见过上流社会什么样子，电影上描述的上流人士都是他这幅德行，姑且就把他当成上流社会吧。

“这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我的助手，周皓。”

我伸手礼貌的与“上流人士”握了握手。

关于握手的礼仪，我是知道一些的。因为我说过，我传说中的女友林菲是学外交的，她的导师是中国著名的外交礼仪专家，如果经常看电视或者参加高级培训的人应该见到过这么一个剃着小平头、带着眼镜、用刺耳的声音流利的讲各种礼仪的专家。林菲告诉我，他经常会在课堂上炫耀性的讲自己的过往，讲自己如何如何风光，如何如何独挡一面等等，反正她讨厌外交也跟讨厌这个导师有关。

关于握手，林菲告诉我，她的导师说国际上最正式的握手方法是两个人握手的力度是正好可以在两人手的中间放一个鸡蛋。握松了，鸡蛋会掉，意味你跟这个人握手不真诚，完全是应付差事；握紧了，鸡蛋塞不进去，意味着你没事跟对方瞎真诚，仿佛哥们一般，不严肃。我当时听她这么讲觉得这些专家都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不过其实仔细想想，礼仪不就是人们在吃饱了之后没事干琢磨出来的东西嘛。看看人家小布什，什么时候跟人正儿八经的握过手？不过林菲貌似正经的告诉我，礼仪这个东西是要讲的，尤其在国际舞台上，不讲是要出乱子的。比如法国总统萨科齐当年不就是不按礼节亲吻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导致默克尔大为不爽的嘛。我心想，算了，反正关我草民屁事。

跟“上流人士”握完手后，他微微一笑。

“年轻有为啊。”

日本口音的中国话。小日本？我心里马上扬起了高昂的斗志。在热爱民族酷爱民族历史的民族主义者周皓心里，日本是应该而且必须沉入海底成为亚特兰蒂斯的地方。

我立马客气到：“彼此彼此，你也不错嘛。”

他哈哈笑了起来。

导师有些责怪的看了我一眼，然后介绍道：

“这位是大谷基金会的总裁大谷裕二先生。”

大谷裕二？不就是现任大谷集团总裁大谷平南的儿子？我的天，我竟然跟一个身家百亿的人的儿子说“你也不错嘛”？导师怎么要给他引荐我这么个无名小卒？

“周皓是我的学生里研究先秦历史最出色的学生，他在这个领域的前途不可限量，估计以后你们打交道的机会不少。现在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天下，我这个老头子不行喽。”导师看出了我的尴尬，不经意的打了圆场。

之后大家聊了什么我完全记不住了，一来是因为酒劲上来脑子有点蒙，二来是因为我在这些开着百万以上好车的人面有些英雄气短，所以整场酒会我只是不住的继续傻子一样的微笑、点头，只恨不得赶紧结束找个坑把自己埋了。

我发现，一个人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容易在现实面前被打击的烟消云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牛了几千年的中国人在近代会怂成那副德行——我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的脆弱的心灵。

酒会结束的时候，大谷裕二把导师送到了奔驰前，并嘱咐自己的秘书吴丽丽安全把丁教授送回家中，临走时，他微笑的对导师说：

“您的助手酒量很好，我很希望有机会能单独跟他喝一杯。”

导师笑答：“好好，以后机会多的是。”

凭什么说以后机会多的是？谁说我以后要跟这个鬼子一起喝酒了——我心里埋怨了几句。

导师在学校内有自己的住处，在校外也有自己的老宅。吴丽丽问他回哪的时候，他说明天还有课，就会学校的住处吧。这样，奔驰车先把导师送到了住处，然后把我放到了宿舍门口，吴丽丽从车里对我抛了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车掉头离开。

就在我准备上楼的时候，导师的电话来了。

“累不累？”导师问我。

“不累。”

“来我这坐坐，聊聊你论文的事。”

导师的住处我去过几次，我们的几次争论都发生在这个屋里。这个住处是学校给导师这种地位的人物特意安排的，导师如果要熬夜写东西或者第二天有课的话晚上会住在这，有时也会跟学生在这彻夜畅谈，很有点古代先贤哲人的为师之道。

“以后准备怎么打算？”坐定后，导师冷不丁的问了我这么一句。

“准备考您的博士。”我如实回答。

“如果想进研究所的话，我一封推荐信就可以解决。”导师厚厚的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

“我觉得我不适合那，我想跟您再多学几年。”我如实回答。

“你知道我要退休了吧？”导师怅然所失。

我点了点头。我当然知道，导师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奉献了一辈子，身体已经严重透支，我们同学间早就流传着我们将是他最后一届研究生的传言，因为从我们这届后他没有再招过任何一个学生了。这一届他总共有两个博士，五个研究生，同时教导这七个人，他明显心有余力不足了。

“那你怎么打算？”他咳嗽了几声，每天的三包烟几乎毁掉了他的呼吸系统，他常开玩笑说，如果把他的肺拿出来，轻轻一抓就会变成一堆油渣。

“不知道，也许进研究所，也许写东西。”我有些不知所措了。

“你适合进研究所么？”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明知故问。我这种偏执型人格的人一旦认准了自己的东西，砍头都不会服软的。我经常因为自己的观点跟他起冲突，搞得同学们都觉得我有病。

“你对我们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持怀疑态度？”他在一步步切入正题。

“对，当数学、物理学、化学等等都开始向玄学靠拢的时候，我们历史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我一如既往的偏执。

我认为我没错。连牛顿和爱因斯坦晚年都投入宗教的怀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守着落后的所谓的科学方法缓慢的推进。我对历史学研究最大的不满在于，每当我们从古籍中发现异象时，我们统统把它们归结于封建迷信或者某种物理现象，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不但否认非物理现象，同时还否认发达的史前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