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丨警丨察就沿街打听，问大家在那个时间段内，有没有看见这么一个人，50多岁男人，骑自行车，驮着一个大蛇皮袋，散发出山椒子味。G市不大，从郊区刑场到市区，交岔的街道也就那么几条。只是当时是傍晚，那么街边报摊、小贩注意街上行人的不多，倒也有几个目击者。根据那个人的走向，能够大致确定他住在哪一块，但无法确定具体是谁。不过，像这种变态狂，干这种事是有瘾的，就像吸丨毒丨的人一样，绝不可能干这一次就收手不干了。果不其然，以后G市又多次出现枪毙的女犯被人奸尸和割头割乳的事。大抵年轻漂亮的，除奸尸外，还割掉犯人的头和四肢，年纪大或不太漂亮的，则只奸尸割乳。经过多次这样的事后调查，这个丨警丨察慢慢把怀疑目标，定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姓H，是某机械厂的老工人。
这个丨警丨察从外围了解到，H这个人50多了，一直打单身，住在厂里的一套老旧二居室，据同事反映，此人性格孤僻，不爱与大家来往，因此也很少有人去他家串门。还特别提到，他的二居室中有一间经常锁着，据说里面供着他妈的骨灰，那间房子的窗帘也长年遮着，从未见拉开过。这个丨警丨察听了，心想那间房子肯定有问题，于是想正面接触一下这个人。一天晚上，丨警丨察来到他家，说厂里经常丢自行车，有人举报与他有关，因此丨警丨察来了解下情况，说白了就是搜查。H听了急忙申辨，说他一直遵纪守法，怎么可能偷自行车。丨警丨察就问他房里的那辆自行车是谁的。他说是他自己的啊，全厂人都知道。这时，丨警丨察要求他把另一间房打开。他一开始不同意，说里面供着他妈的骨灰，后来没办法，还是打开了。
门一打开，就从里面涌出一股剌鼻的药水味，令人作呕。丨警丨察掩着鼻子进去，果然发现房子的中间摆着一张大条桌，条桌放着几个透明的玻璃缸，缸里放着女人的头、丨乳丨房、手脚等。丨警丨察故作吃惊，其实也真有些吃惊地大声问：这是怎么回事。H略有些惊慌但还算淡定地回答：这是犯罪分子XXX的，你们政府只把她一枪毙了，不解我们的心头之恨，我们人民群众有权表达对犯罪分子的痛恨，就是要把她的头泡在药水里，看着一点点地烂掉。他这套说辞听起来倒也冠冕堂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对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在政府处决后，是允许群众进一步鞭尸的，向尸体吐口水、用脚踩踢、千刀万剐、点天灯等，不仅不会受到处罚，还会被认为是“正义”的行为。当时的法律也没有规定这种行为要受到处罚。所以，按当时的法律，是无法对H进行处罚的，虽然明知道他这样说只是一个高尚的借口，实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变态。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反日抗议，几个愤青挖了一个汉奸的坟，大概是想找找里面有没有值钱的陪葬品，但被抓时，他们都宣称是爱国，是表达对汉奸的痛恨，因此毁其坟，矬其骨，扬其灰。不过不管你把目的说得多么高尚，如果行为实质上违反了法条，还是要受处罚的。
这个丨警丨察注意到，那个女人头颅的嘴上，竟然抹上了口红，还有一只断腿上，竟然穿上了丝袜和高跟鞋。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极度的性变态行为。于是丨警丨察就直接点他说，你不要说得这么好听，你的这些龌龊事，要传出去，可是要身败名裂的。这人也知道丨警丨察看出来了，就承认自己有性变态行为，又说了个理由，说是他年轻时，一个他深爱的女人要杀他，给他下毒，从此他便痛恨这些犯罪的女人。他的这些说辞是否可信，谁也不知道，这个丨警丨察也没兴趣管。最后，这个人希望给丨警丨察一笔钱，要丨警丨察不要外传这事。这时，这个丨警丨察纠结了。他想，我是受罪犯家属所托来查这个人，这相当于干私活，是不能让单位知道的，因此肯定不能把这人告诉公丨安丨局，而且这人也没犯刑律。如果我把这人告诉罪犯家属，万一他们把他打死打伤了，一查就把我查出来了，可能会把我定为黑社会分子的保护伞，所以罪犯家属这钱不能拿。他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拿这个变态狂的钱比较安全。就同意拿他的钱，帮他保密。
丨警丨察调查的事，就这么过去了。丨警丨察回复罪犯家属说，实在查不出是谁干的。这个人也继续干他的龌龊勾当。不过，后来这个变态狂到底还是翻了船，被抓并判刑七年。而且就是这个丨警丨察告发的。这个丨警丨察还因此立了功。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后面再说。就说在审问他的时候，这个变态狂津津乐道地描述了那些毛骨悚然又极度变态的过程。他说，他每晚下半夜起来，走进那间房间，在女人头的嘴唇上抹上口红，然后亲吻，又在断手的手指上涂上红红的指甲油，一个个地吮吸那些手指和丨乳丨头，又把浸泡的断腿拿出来，穿上丝袜和高跟鞋，模仿日本A片中的动作，那时自然没有A片可看，但动作是类似的。最后是在切下的外阴上进行恐怖下流的性行为。而且他一边做着这些，还一边对着那堆断肢喃喃自语。那些断肢早已失血，在灯光下惨白惨白的……他说完这些，弄得整栋大楼的丨警丨察吃饭、**都有心理障碍了。
最后说下L。L是对文丨革丨最早具有独立思考的青年之一，在1969年，她就指出了文丨革丨是权力斗争，而不是宣传的那样。可惜那个黑暗年代，不允许人有独立的思想，因此她只能惨死，死后还被辱尸。在公判现场，为了防止她喊“反动口号”，竟然用竹签将她的下颚和舌头穿在一起。她的一位支持者，另一位被判死刑的姑娘Z，更是在人没死的情况下，生生地被用刀切开身体，取走了肾，给一个什么高干换肾。据说是如果人死了再取，肾就坏了。这些惨无人道的事，是对着活人干的，以“正义”的名义干的，相对于那个变态狂对着死人干的事，哪个更恶劣呢？我只能说，那样的黑暗年代，再也不能回来了。
在网上，L现在几乎与林昭、张志新齐名，天涯网友或者就鬼话网友，知其名者一定不少。我想，很快就会有人说出其真名。作为一个有些细节虚构的故事，这里就不说了吧。
（蛋在生前多白扯，肉于死后便红烧）
这个故事就到此为止，下面讲另一个。
十四 老师是怎么回来的？
我们矿设在一个镇上，镇很小，实际上我们矿的房子要多些，附近则是农村。这样，就存在一个工农关系问题，我们矿跟地方、跟当地农民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跟当地农村老俵的关系还可以。他们的子女也在我们子弟学校上学。有时也搞搞合作和联欢什么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校还组织我们去学习贫下中农的种地技术，要求是每个学生挑一担农家肥去。实际上就是给他们一担粪，让他们给我们上课外实践课。但工农之间，矛盾还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经常偷我们的矿石，或废铜烂钱，有时连有用的设备也偷或拆卸。而我们，也经常偷砍他们的竹木，偷他们的香菇，偷挖他们的春笋。不过，如果是附近的农民，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一般偷东西时就算抓到了，轻的也就说几句，重的就把工具没收了，很少有把人抓起来，打人或罚款的事。我就曾经偷挖他们的春笋被抓过，把我的锄头和箩筐没收了，呵呵。不过，如果是更远一点的农民，就另当别论了，一般抓到了，是要体罚的，有的要做好几天苦力，才放回去。相当于劳改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