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妈，我回来啦！

只见她把身子一扭，说：俺不知道你是谁。

我是你大闺女春兰啊，妈～

你可不是俺大闺女。

我弟弟凑过来，妈！我大姐大老远赶回来的，你咋能不认啊？！

你管谁叫妈？你是谁的儿？

我妹妹也上前：妈，你糊涂啦，这不是你儿子春城吗，我是春枝儿啊！

什么春枝春叶的，俺就有五个女儿，都没在这。

我爸开始埋怨了：真是多余把她给叫醒，现在咋整？

十七、

我和妹妹过去扶我妈下来。她硬邦邦地甩开我俩，径直进了西屋。

西屋两个月前借给我堂弟结婚住了。弟妹在西屋吓得躲在墙角体如筛糠，堂弟挡在弟妹的前面——他也吓得不轻。

我们强行把我妈拉回到东屋。平时一直住在南炕的她一进屋却上了北炕。

我和弟弟妹妹出去把在四周探头缩脑看热闹的乡亲都好言劝走；回来准备了晚饭，又给我妈摆上了炕桌。但她一口也不吃，那眼神儿、那一举一动根本不像我妈。

天黑了，她就往外赶我我爸和我弟。爷俩儿只好住到下屋（乡下主要用作仓库的厢房）；我和妹妹住在南炕上，衣服都没敢脱，谁也睡不着，时不时胆儿突地（害怕地）往北炕上瞅上一眼。

半夜，我妈腾地一声又坐了起来——就像傍晚诈尸一样，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们姊妹俩。这一举动被我妹看了个正着，她再也受不了了，“嗷”地一声顺窗户就跳了出去。人吓人吓死人——见我妹妹怪叫着跳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我和我妈，我也不敢呆了，但也吓的不敢动了。就在这时，我妈的身体又突然动了动，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屋外院子里我妹不住地喊我，叫我快出来。我也顺窗户跳了出去。

爷四个在下屋过了一夜。谁也没睡好。天刚亮，我们爷四个一起起来进了屋，发现我妈不见了。

余抗修用手半捂住耳朵——她真害怕了。屋子里的人，包括周主任、秦队长都听的入了神——因为没人怀疑王春兰故事的真实性。

我们马上分头出去找。我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她把乡亲给吓着。可找了一圈儿，谁也没找到。回到家里一看，我妈正蹲在灶堂前吃着一只烤的糊了吧唧的花抱鸡，满嘴确黑。我昨晚给她的二十块钱，也不知道让她放在哪儿了，昨晚上煮的鸡蛋没见她吃，也没有了。

我们爷四个被折腾的人困马乏的，但谁也看不住她。一转眼，六天过去了。

到了七天头上，早晨两点多我妈就出了屋。我们爷四个在后头紧紧的跟着。

夜很静，昆虫和沟里青蛙的叫声反而显得夜更静了。

我妈头也不回地在前头走，过了一个地隔子，有十几颗树，下面就是坟茔地。坟头都没人填土了，是块荒坟地，村里人也说不好是谁家的。

在一个坟头边上，她蹲了下来开始扑了地上的土。里面露出了鸡毛、鸡头、鸡爪，我给她的钱还有熟鸡蛋也埋在哪儿了。我妈抓起个鸡头就开始吃。

我爸看了半天，气的身上直发抖，说：这不是你们的妈了，不知道是哪儿的屈死鬼，阳寿未尽，跑这儿借尸还魂来了。

到了中午，西屋的堂弟回来了（那天的晚上，小两口就搬到乡亲家去住了）。吃完午饭在下屋睡着了。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竟睡着睡着掉到了地上，大腿给摔坏了，后来知道是骨折了。醒来后也说起了山东话，而且——除了我妈，他谁也不认识了。

这下可好，我妈找着说话的了。每天不是去坟茔圈子，就是找我堂弟唠嗑，都是山东话，我偷听了几次也听不懂，就听出个王家庄、河东村。

我家的事儿成了村里的热门话题了，但谁也不敢过来串门。大白天时常会有乡亲远远地站在外面喊我爸，说是我妈偷了他们家的鸡，他们家人躲在屋里也不敢出来拦着，还专偷下蛋的母鸡。

没办法，只好给人赔上。

第二十天头上，上午九点来钟，我妈还是蹲在灶堂哪儿吃着偷来的鸡。这时，公社的“专政大军”把我家包围了。领头的队长说：我们是来抓反动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我爸忙答应：是，是，那个人（指我妈）正在那儿吃鸡会主义呢。

队长领着大家高呼口号：打倒反动的机会主义分子！斗倒斗臭反动的机会主义分子！口号声不断。

我妈嘴里正叼着一个鸡腿，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不动了。我们姐弟三个一滴眼泪都没流。

专政大军走了，堂弟一瘸一拐地从西屋也出来了，说自己好象睡了十了多天。

这时，卫生所的门豁然被拉开，走进一个人。过度投入的余抗修没有丝毫思想准备，“嗷”地一声躲到了王春兰的身后。屋里人都笑了起来。

进来的是三队队长孙长发，一身老棉袄，戴着风帽风镜和口罩——一身打稻子的打扮，身上还沾了不少稻草。

周主任看了一眼：“你慢点啊，风风火火的，看把知青给吓的。出去拍拍再进来。”

孙队长很服从地出去“啪啪”地拍身上的尘土和草沫子，又摘掉了脑袋上的“武装”，笑着开了口：“开会呐，三叔？”

乡亲很少有人叫周主任的官衔儿，都以辈分相称。

周主任摆了摆手，言道：“卫生所能开什么会，知青小联儿病了在这儿观察。我们在这儿陪会儿。”

孙长发有点不耐烦地撇了撇嘴：“城里的青年儿就是娇，”看了看沉沉睡去的联红霞， “这不睡的挺香嘛！得观检到啥时候啊？我来前看见门外的牲口都饿啦。”

周主任坐在那儿扬头看着孙长发：“哦，我看他们人也饿了。你们小队今年稻子不错，一斤能出八个米（八两米）——没给预备点夜饭呐？”

孙长发嘿嘿一笑：“预备了预备了，啥事儿能瞒得过你老人家的眼睛。”

其实周主任当时也才过四十。他接着说，“给他们盛一盆饭来，他们六队的人不常吃大米；再让李满仓把牲口给喂了。”

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林敬儒站了起来，“牲口不用喂，我带着草料袋了。”

秦海农连忙赞叹：“咱林老板子，干啥事儿都是有鼻子有眼儿的，不用人操心。”说完，他拍了一下身旁的徐荣光，“荣光，走，跟我端饭去。”

一盆软涔涔的白米饭被秦队长端进屋来，外带半马勺盐霜花生米。徐大夫把所有能盛饭的家什都贡献出来了，就是筷子不够使。林敬儒就到外面别人家的柴垛子上抽了几根油条棍，撅折了将就着用。众人虎咽狼吞，周主任见状，只是抓了把花生米，就着茶缸里的热水慢慢地嚼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一盆饭就见了底儿。大家一个个红光满面的，又开始吃花生。

秦队长就说：“长发啊，你们今年稻子丰产，给咱队多换点儿，咋样儿？”

“咱爷们好说啊！苞米换稻子，一斤顶一斤，还不让你现钱找差价。”看的出，孙队长也是个直性子的人。

“呵呵，那敢情好了，那你能干哪？”一谈到正事儿，秦队长也不吃了，搓着手，憨厚地笑着。

孙队长也笑着说：“用你的尖把梨顶平，都是过年吃的，有啥不干的。嘿嘿，国际上讲话——互通有无嘛！”

“那好，你一斤稻子1.15角；我的苞米是0.45角，梨1角。那我就一斤苞米七两梨换你一斤稻米！”秦队长的脑子真快。

“哎我说老秦，别那么可丁可卯的行不？”孙长发说完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事儿啊，你看我说的挺热闹，最后还得政治队长国八爷拍板儿。”

秦队长一听来了气，“哎~你小子，跟我这儿还油嘴滑舌的！”

周主任一直静静地听着，看两个队长僵在那儿了，便开了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两全其美的，长发阿，国八爷那儿我去说。”